一、从文学“终结论”谈起 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西方语境中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学者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引人注目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 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今已经由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也许由于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其时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因此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做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从该文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自己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这一次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著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注：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然而此后中国文论界对这一问题并未继续深入讨论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我国文论界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危机的议论却逐渐热闹起来，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米勒等人的论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思考。 最近金惠敏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文论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看来是误读和误解了，因而试图对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重新读解（注：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中国文论界对米勒的误读和误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米勒(似乎对于德里达也是如此)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他一方面固然言之凿凿地认为文学和文学研究从来生不逢时，并预言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可能更难以继续存在，并为此而深感忧虑；但另一方面，在该文结尾，他又试图“换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执著态度与信念，似乎并不愿意相信文学和文学研究真的会终结。这两种表述显然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对米勒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感受深刻，而对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有所保留的方面则比较忽视，或至少是注意不够。二是无论米勒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终结也好，还是对此并不愿意相信或有所保留也好，其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论界从米勒和德里达的论述中所读解出来的，是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这固然不错，但这也许只是表层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电信技术发达就一定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难道只是因为图像网络文化的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使人们更热衷于读图读屏而无暇去阅读报低杂志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完全如此。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而文学依赖于语言传达和阅读，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正是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它的危机。金文正是把这样一个问题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从而以“距离”说为线索，去探寻他们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解读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从而对当前的文学危机加以解析。 从“文学即距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以及思考文学危机的缘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张力与阐释空间的问题，金文的读解阐释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我感到，金文对这一命题的读解阐释，主要是以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论述为依据的，而对米勒的看法则所论不足；并且稍加比较可知，德里达对“距离”的理解可能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而米勒对文学的理解想象，则更多从文学的“旧式意义”即“文学性”方面着眼，更为重视语言“陌生化”以及修辞性表达与阅读方面。那么对于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在金文探讨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