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4-0123-06 发生在20世纪最初10年，也是清政府统治中国最后10年的新政改革，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种种变革中，无疑是力度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其中“教育改革无疑是各项改革中进行得最广泛、最深入的一项，因而它的影响也显得最深刻、最持久”。[1] 218这种“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显然超出了教育本身，可以说，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绝大多数变革，都渗透着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公共领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进的研究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之间社会领域问题的一个范畴。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期，教育与公共领域之间就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和分析这种关系，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特殊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揭示清末教育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特殊经验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大多源于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是以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概括出的一个理想范型——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由私人构成的、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沟通场所，如团体、俱乐部、沙龙、通讯、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机构。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2] 171它具有如下特征：1.市民阶级与公共权力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随着市民阶级逐步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主体——公众。2.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两大部分，前者的机制体现是咖啡馆、沙龙和文学艺术的俱乐部等，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是公共舆论的萌芽之地；后者则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活动空间。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采取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和公开讨论的方式。5.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挥其功能的方式是形成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舆论并最终转换为意识形态。[3] 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是建立在对18世纪以来欧洲市民社会分析的基础上。所谓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独立于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公共领域内含于市民社会之中。公共领域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除了来自于民主制度程序的政治投票外，更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对国家所维持的统治秩序的认可或同意，这种认可或同意是自由的公众通过公共讨论和社会批评而实现的，于此，公共领域便有了两重含义：一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争夺又相互合作的互动空间。[4] 当我们在第二个层面上使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时，公共领域便从描述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历史经验性概念”变为可以被跨文化应用的、普遍有效的“分析性概念”。 正是因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具有的上述高度抽象的理想范型的性质，国内学者便使用这一概念来分析晚清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等现象，尽管研究过程也曾出现过分析手法上的概念机械套用，但发展的趋势却是把来自西方的理论越来越与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经验相结合，揭示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自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等，都对近代中国形成与欧洲不一样的公共领域观念和形态，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是受到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无关，而是同近代以来晚清帝国面临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 第三，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致力于公共领域构建的新型士大夫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讨论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 第四，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态(即公共空间)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其中学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态，报纸和学会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三者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