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3—0021—07 关于比较教育以及比较教育学者身份和使命问题的讨论，已经在该领域存在了大概有一百多年之久。其身份与使命的表现方式也随着不同的地区和背景而有所不同。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和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者的角色问题。（众所周知），全球化时代和教育市场化给比较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主要分析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 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 的著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和理论。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对英语世界国家里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自身角色的认识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其中尤其关注他／她们对自身和比较教育领域的期望以及他／她们的担忧之处。最后，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反思了全球化和教育市场化对比较教育工作、学者身份以及目标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知识分子 葛兰西对各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概念进行了评述。他反对传统的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界限清晰的社会群体，因此反对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或者是那些只与文字打交道而脱离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历史进程的群体。不过他同时也指出，有些群体自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比如他的话语体系中的“神职人员”以及他所认为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群体。他认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保守并往往向统治阶层妥协。[3](P132)他也反对有些人是知识分子而有些人不是知识分子的论调，认为即使是体力劳动者，也具有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概念，也具有道德意识，同样也为新知识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不过，葛兰西也承认，在对社会的作用中，有些人智力上的影响力的确比另外一些人要大。 在葛兰西的著作中，他认为每个社会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就是对其所在的社会群体进行同质化影响以及帮助该群体理解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角色。这些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该社会群体的，因此葛兰西把他／她们称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于是资产阶级就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还包括具有各种专家知识的知识分子，比如技术知识、政治经济学知识、法律知识等等。同时，在各个社会阶级内部，知识分子也有分层的现象。比如有些知识分子提供专家知识，而有些知识分子则担任内部成员组织者的角色。 葛兰西注意到，那些处于统治地位或者是寻求成为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往往不断地扩展并精心设计内部知识分子的分层现象，同时不断地将其他社会阶级的知识分子笼络到自己的阵营中来。这些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扮演着统治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并保证维持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以及保证大众默许由统治阶级所确认的社会生活秩序。 学校在知识分子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葛兰西指出，教育体制的范围越广阔，知识分子多样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那些掌握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基础教育扩展的民主过程（即“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为满足统治阶级对专业知识分子的要求提供了便利条件。 葛兰西在他1926年入狱到1937年去世期间详细阐述了其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在当今被称为后现代社会的世界中，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我们可以将他关于社会群体的概念扩展到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群体，这里的社会群体不同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阶级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群体——不管其是否建立在阶级、性别、种族或是其他类的性质上——都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创造和维持该社会群体的身份以及理解该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葛兰西为我们指出了学校在生产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以及促进理智主义中的作用。他还警告我们，学校往往服务于统治阶层对智力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与葛兰西类似，福柯也对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在葛兰西去世40年后，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欧洲“左派”知识分子（left intellectuals）的减少。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的概念）已经变得更像“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倾向于寻求关于公平、公正以及法律的永恒、普遍的真理，“他（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声称要成为宇宙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像是社会的良心／良知……就像无产阶级一样，由于它的历史地位，要成为世界的信使……因此知识分子期望通过自己的道德、理论和实践选择，成为普遍性的表达者”。 然而，福柯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从二战以后变得越来越与实践相连，越来越与社会的某些专门领域相连。因此他／她们获得了一种“对斗争更及时和具体的认识”。这些专业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大众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候也不一定与大众或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和大众一起面对着共同的对手，比如“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构、投机商等等”，他／她们因此与大众的距离拉近了很多。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学术工作关注的焦点，从试图表达普适性的真理或价值，转移到了专门部门以及学者知识之间的政治参与中来。福柯还举了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例子，认为这位科学家不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不再是一个“试图寻找普遍价值观念，甚至希望死后流芳百世”的人。相反，这位科学家所拥有的尖端知识“既可以用来为国家服务，也可以用来反对该国家；既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