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弘祺,美   李弘祺,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及城市学院,美国 纽约   李弘祺(Thomas H.CLee),男,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及城市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近30年来,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地方社会的差异,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着重探讨科举与地方重要家族、地方教育及地方文化发展的关系。考试的观念和制度是中国科举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中国科举考试采用笔试而不用口试,这有利于维护科举的公正性,但也产生了许多弊端。这种注重笔试而不重视辩论的科举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性格,造成了中国人注重文献积累和文字书写的治学方法。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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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2-0018-10

      考试的观念和制度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从前美国哈佛大学的名教授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说中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官僚体制(bureaucracy)的民族,他这样说乃是因为官僚体制必须依赖任人唯贤(meritocracy,或说才能统治的体制)的理想和制度,而中国人从孔子就已经提倡这样的思想,因此中国人的政府可以说是最早采用官僚体制的政府。

      由于相信用人唯贤,主张政府要任用有才能的人,因此中国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甄选人才。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这样逐渐发展出来的。汉朝时,已经设各样的科目来举贤才,虽然录取的往往还是来自好家庭的贵胄子弟,而且数目也不多,但是至少政权必须向有才的人开放,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到了隋朝,中国政府正式把考试制度化,以后历经三百年,终于把贵族制度完全推翻,变成了一个几乎是完全仰赖科举或贡举的社会,来甄选优秀的人才。宋代以后,这个形势已经彻底建立,支配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近一千年之久,它的影响不谓不大矣。

      对于考试制度的记录汗牛充栋,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持续长远、影响深刻的社会兼政治制度,因此研究的人非常多,中外皆然。在过去,中国人对考试制度的了解往往受到通俗小说(像《儒林外史》)或明末清初人(特别是像黄宗羲)的影响,采取几乎是完全负面的了解。但是科举考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形成,它又对中国人的治学方法、对科学的态度以及人格的形成又有什么作用,这些在过去中国学者的研究当中,一般都未能深入地杷梳探索。

      在西方,从17世纪西洋教士来华,大量向西方报导中国考试制度之后,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科举就感到很有兴趣,甚至开始发展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事实上,中国人的考试(甄试)制度早在中古已经为欧洲人所知悉,其涓滴影响,历久而不衰。就是在今天,西方研究中国科举制度本身以及它对中国及日韩越等国的影响的学者,数目也还是很多。他们往往提出各样的解释,帮忙厘清很多关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人格养成以及治学方法的种种问题。

      以下我将介绍近年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来讨论中国科举制度的意义及影响,我也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文章共分成五个部分,称为“五论”。它们是围绕同一个主体的变奏。

      第一论:地域社会与教育及文化的发展(英文有关著作的回顾)

      家族在考生的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在最近英文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清楚。① 接着受注意的当然就是家族的定义。如一般所知,家族的定义在传统中国乃是依据《礼记》,但是《礼记》的说法是规范性的,历代的实践变化很大。例如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大姓,其社会运作就当然和它以前及以后不同,也跟《礼记》原来的说法并不相符。对家族定义的研究,近30年来,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代,虽然这期间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也曾经流行了一阵子。② 学者们研究中国的家族,除了利用一般常用的正式的正史文字材料之外,有很多人利用地方志,因为在方志里可以找到比较详尽的地方家族的资料。

      对地方志的应用,过去范围十分狭窄,但是近30年来,学者开始重视地方社会的差异,研究中国家族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注意到方志材料的用处,于是大量用历史的眼光来处理方志上有关家族以及登科录材料。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重要发展。同时应该指出来的是对地方家族的研究,主要由人类学家开始,特别是研究中国南方的英国人类学家,像Maurice Freedman等人(下面会再提到)。③ 他们注意到中国的家族组织,以共有财产(corporate property)或中国人一向注意的“同居共财”为其特色。这个说法影响十分深远。他们认为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运作,社会流动,一定要把家族的组织弄清楚。这些人类学者们的主张后来就开始影响历史学者。

      Denis Twitchett早于1965年在东京开东方学会议时,就已经写了短文从“家族”的角度来批评何炳棣,认为何炳棣只注意到个别考生的父系前三代人的家庭背景,这样不足以让我们确定他的出身。他认为应该从“家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许多人或许父、祖、曾祖三代并不显赫,但是仍可能从姻亲或叔伯那里得到好处和支持。可见家族对一个人的出身还是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人所得到的经济上的支持不能只从父系的三代来判定。④ 这样见解的来源显然就是来自英国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Twitchett本人是英国剑桥的教授)。

      但是对教育史的地方意义的研究,毕竟要等到教育史、尤其是科举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的成熟以后,为了更精确地了解教育对教养考生的效用,这才开始从地方志去找材料。我个人早期就曾利用福建的建阳来讨论该地的地方文化和教育(特别是书院)的关系[1],不过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考量科举的效用,运用材料纯熟而得奖的当然以Hymes的著作为里程碑。⑤ Hymes用江西的抚州来讨论所谓社会流动,虽然他的结论引发了种种的争议,但是这本书的确开启了创造性利用方志材料的大门。⑥ 我在上面提到说,他认为宋代有“地方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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