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于《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年第1期)发表了《教育研究方法论与方法的反思》(简称《反思》)一文，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两种范式：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与解释学(或建构主义)，以及与这种两种方法论对应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质化研究(方法)，并指出科学的方法论与方法的自觉意识在很多的教育问题与现象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还没有规范化与制度化。有学者① 指出笔者持有强烈的西方科学中心主义立场，同时《反思》一文没有阐述理论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特殊性。本文拟从中国科学的立场来回应这两个问题，并用一个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的个案分析进一步论证教育研究方法论科学化的重要性。 一、中国传统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 我们今天所说的或所使用的“科学”这一概念是以17～20世纪西方的知识活动为基础而立起来的。那么“科学”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界定的呢？《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科学”条是这样表述的：科学是“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所有各种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② P137《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这样定义科学：“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③ P2664科学活动又是与理论密切相关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科学理论是“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可以是可观察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④ P720由此可以得知，科学是指通过理性精神和手段用以探索具体事物规律性的知识活动，它与无知和迷信相对立；理性精神与理性手段(包括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假设、推理、分析、综合、计算、实验等)彼此关联、互相依赖，而科学活动既包括质化研究，也包括量化研究，在理论形态与技术形态之间，这两种研究不存在排斥关系。⑤ P4～5 针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活动以及中国有无科学史的问题，吾淳先生提出应将这个问题置存于文化和社会范型内讨论。首先，中国古代是大一统王朝的社会文化范型，这一社会文化范型强调最多的话语是稳定，即国家的长治久安，而经济发展、知识增长这样一些只有近代社会或文明才具有的标志性话语不会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问题。其次，中国的知识活动或科学范型具有强烈的实用性特征，它致力于应用和解决问题，这种实用品格使得中国古代人没有濡养出一种对于纯粹知识的兴趣。第三，中国古代科学活动存在着技术倾向，这种纯技术活动无法通过理论的提升进入更高的境界，也无法在知识跋涉中产生革命或突破性的进展。第四，中国古代的知识具有经验性的特征，古代中国不缺实验的工作方式，而是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进而缺乏理论性的特征。第五，中国未曾经过宗教革命，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较多的巫术气氛，这种气氛同样对科学知识活动有着消极影响，它至少表明知识或科学活动的理性本质还没有得到彻底张扬。⑤ P16～21在认同形式逻辑与系统实验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础的看法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经验在科学中的地位或意义，理性与经验具有各自的意义以及由此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古代中国的知识活动是以经验为核心，这种知识活动除了通过目标——反复(实践与观察)——归纳(总结)——修正(提高)——目标这样一个结构模式以提高技术水平、达到精湛技艺这一条重要路径外，还有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倾向或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又依赖于积累、直觉、类比、归纳、试误、修正等与经验密切相关的方法⑤ P32。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活动带有明显的经验(直觉)思维特征，由此推断中国思维忽视逻辑的观点较为流行；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那么多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是用什么逻辑、什么方法搞出来的呢⑥ P28？吾淳先生认为逻辑思维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不存在惟一的逻辑思维标准，古代中国的逻辑系统与古代希腊的逻辑系统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逻辑类型与方向⑤ P343。逻辑思维最初始的问题就是因果律、同异律、矛盾律，而中国古代在农学、医学、生物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古代中国的逻辑思维的存在以及在形式与方法上的成熟性。与古希腊的逻辑思维相比较，古代中国的逻辑思维主要不是沿属性方向发展起来的，而是沿关系，特别是诸如因果关系方向发展起来的。即中国逻辑中的最典型的判断形式主要不在于对事物的性质有所确定，而主要在于对因果关系等有所确定。另外，中国逻辑具有辩证思维、综合思维、注重概念内涵多样性及对应性等特征，由此可以对中国逻辑冠之为“形式更多样或更复杂的逻辑”或“非形式化的逻辑系统”⑤ P350～353。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内学”，⑦ P11“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古代人处理“外学”的一个基本精神，汉代董仲舒就说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杨振宁先生认为这个“理”是一种精神，或是一种“境界”，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定律，而这些观念、规则、定律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而这股精神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⑧ P12中国古代文化追求这个“理”所用的方法是归纳法，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近代科学也用归纳法来追求这个“理”，但还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而这种逻辑推演的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⑧ P13第一次涉猎这个逻辑系统的是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但这次翻译对于逻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⑧ P14。在论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时，杨振宁认为有以下5点原因：一是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观念上认为技术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四是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的思维方法；五是有天人合一的观念⑨。 以上陈述可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与知识活动中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与方法，其中归纳法的使用胜于西方，然而我们也缺乏科学精神的其他部分，如探索“天”的精神、推演的思维、科学理性研究的精神与方法，这就是为什么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西方“赛(science)先生”精神的原因。费孝通先生最近提出“主客二分”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心”和“性”等；他认为儒道这些中国的社会思想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确实起到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作用，但这些东西无法用实证主义方法去研究；他提出今天的社会科学应该找到“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⑩ P5～16其实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就是现象学、诠释学的研究路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质化研究方法。对于他提出的回到天人合一方法的建议，有学者指出这种方法论的问题“不是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上‘搞本土化’可以解决的，而是要以当代的社会世界(包括中国人的和其他社会的)的实在为视域，共同寻找与古典型的真理的‘视域融合’”(11)。因此，21世纪的中国人在思考自身的学术研究与知识活动时，我们要建立两个低度认同：“对中国传统的低度认同，对外来文明的低度认同”(12)，后者包括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