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研究的特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洪才,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王洪才(1966—),男,汉族,河北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理论与高教管理研究。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教育研究的根本特性是什么?传统的“研究对象独立、研究方法独立和概念体系独立”的回答方式是不成功的。本文认为,考察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必须从研究主体的特殊性出发,并从教育活动目标特殊性寻找答案。由此可以得出,教育研究特殊性表现在研究目的的先验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研究结果的启示性上。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5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5)06-0028-06

      一

      “教育研究具有哪些特殊性”是教育学界讨论的基本话题,由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所以人们经常对教育学的学术地位表示怀疑[1]。教育学界也在尝试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确立自己的特殊性,如从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理论体系方面来论证。然而这一系列努力并未获得成功。从目前多学科渗入到教育研究领域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教育并非教育学研究的独特阵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都可以进入,因此,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证明独立的学科地位已经被否认了;从研究方法上说,教育学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一般都是借鉴比较成熟的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创造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体系上讲,教育学也没有自己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或理论体系,因为教育学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不清楚的,甚至教育学没有建立出自己的基本假设,如教育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这种存在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它依附于什么?如果说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根据是什么?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构成了教育学存在的最基本问题,是教育哲学和元教育学研究的课题。然而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教育学的生存根基就存在严重的问题,也就无法建立教育学的基本共识,无法建立教育学的共同话语体系,当然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完整的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构架出来。可能有些自封的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但很难获得教育学界的认同。

      但对教育学学术地位的最严重的质疑可能并非来自这些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来自实践界的质疑,因为实践界看不到所谓的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和解释意义。往往是教育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指示是似是而非的,是模糊不清的,对实践的解释又是模棱两可的,众说纷纭的,这样就影响到理论的严密性和严肃性。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教育学的专业特性很难体现。几乎人人都有关于教育的体验,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对教育说上一些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谁都不是完全的教育外行,所以要建立一种确定无疑的理论,就意味着必须能够说服大家,说服众人,这显然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工作。教育理论现在做不到,恐怕将来永远要面对这个课题。当教育理论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的时候,实践界就可能不听教育理论的指导,那么教育理论界提出的意见建议就可能不被舆论界或政策制定者采纳,这时教育理论界感到苦恼也是惘然。

      一般而言,教育学的学术地位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一种就是上面所说的理论自证性,即具有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在理论上具有自恰性;另一种就是实践界的认可。没有这两者,教育学者自我宣称具有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或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都是不恰当的。此时教育研究的主体也会感到难以自适。教育研究者会发觉这些正是自己产生焦虑的根源,因为它们威胁到主体的自我安全感,从而也是自己最感困惑和最感头痛的事情,即自己赖以生存的学科大厦是不安全的,需要进一步加固,完善它的根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从教育研究自身谈起,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研究的特殊性的时候,才有可能寻找到正确的前进方位,才有可能建立起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话语体系。

      二

      教育研究有什么特殊性呢?它有自己的特殊边界吗?还是因为有自己的特殊方法?或是对研究者需要特殊的素质?抑或是别的什么?

      从上面的讨论中已经发现,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不可能再去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上去寻找。至于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命题。

      我们知道,当众多学科渗入到教育研究领域时,教育研究的队伍必然会壮大的,这当然也是一种发展的象征。但同时也可能会发现,教育研究队伍会过于庞杂,会出现众说纷纭和交流困难,会出现业务不精,鱼目混珠,会出现没有共同话语、没有统一规范要求。显然这样是无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无助于学科向高深、专门和精进方向发展的。这个时候每个研究者都会主张自己的话语权力和强调自己话语的独特性,而不去寻找基本话语的一致性或共同性。那么这个时候学科发展的形势就会危如累卵,因为多样性本身就是相互瓦解的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澄清,即对于话语方式的澄清,分别一下哪一个是教育的,哪一个是非教育的,哪一个可以归之为教育学科类的,哪一个不能归之为教育学科类的。如果不能进行这一基本的区分工作,就难免形成数量规模上的浩浩荡荡,而质量素质上的良莠不齐。其结果必然会形成没有事实上的学术权威,而只能靠其他形式的权威来替代,如依靠行政权威替代学术权威。因为在众多话语中,行政话语当然是一种话语形式,而且是非常合法的形式,在学术不能自证的前提下,行政话语对众多话语的统一作用自然而然就生效了。因为任何学科存在必须有一致的话语,当教育内部不能形成这一有效话语的时候,行政权威就替补了这一角色,为教育学组织起一个话语系统。这样的地位当然是令教育学界人士感到难堪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责怪行政的干预,而实在是由于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力量不够充分,不能自我证明其存在的效力,那么这个缺位就需要别人来填补,行政权威当然是最合适的填补对象。而且当行政权威再加上学术的身份,便使得这种填补就更加无可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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