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6)02-0109-05 一、教育的重要性凸显了教育研究者的作用 教育制度(指狭义的学校教育制度)对于一个急于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制度。“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悠关的力量所在。”[1] 通过学校教育可以传授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学校教育可以灌输有利于统治阶级延续其统治地位的文化，通过学校教育可以再生产一定的社会结构，等等。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教育制度设计上希望通过教育来颠覆自己的统治(一些反对派倒常希望借此把当权者拉下马)，当然实际上教育有时也起到了对现政府的瓦解作用(比如我国上世纪初的学生运动以及60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学潮，某种程度上或动摇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或推动了政府的改革，并不全是所谓的“秀才造反”，但这不是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的本意，只能是一种意外的结果)。这是从国家(本文中的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物，而是指各级政府)一端来看教育的作用。从个人(或者家庭)一端来说，学校教育的作用也丝毫不容忽视，最起码在现代社会里，通过接受教育能够学习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比如读、写、算等)。除了想法有点极端的孩子(诸如媒体上报道的所谓“少年作家”之类)不到学校学习而在家里学习，和一些因为家庭困难、身体残障不能上学的孩子以外，大多数儿童都要通过学校教育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教育对于个人(或家庭)的作用还不仅仅是学习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学校教育还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生活。仔细追究起来，教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农村子弟来说，通过学校教育(大学教育)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过一种与自己的父辈不一样的生活，按照社会学的观点，这就是完成了一次垂直方向上的阶层流动，从一个比较低的社会层次流动到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层次(依照社科院的研究结果，他们把现阶段的中国人分为十个阶层，其中农民处在第九层，而专业技术人员是第四层，如果一个农家子弟大学毕业在城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可以说是从第九层上升到第四层)，尽管这个过程是充满艰辛的，但是对于一个不满足于做一辈子农民的乡村少年来说，又有什么“捷径”呢？所谓“快乐着并学习着”只能是有闲阶级的游戏，是当不得真的。虽说农民子弟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身份的人数占庞大的农村人口的比例要比城里人通过教育改变自己身份的人数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但较之以前已是一个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并不像现在那么复杂而多样，人们大致被划分为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户籍制度(还有福利制度、就业制度等)和票证制度(凭票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比如布票、粮票、肉票、油票等等)的限制，农民不能随便迁移，农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注定了长大后还是农民。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考学、参军、招工几个有限而且名额非常少的途径。但是不管是考学、招工或者参军不是根据学习成绩的好坏，而是根据一个人的出身来决定的，只有出身好(比如出身是贫下中农)的人才有资格参军、招工，出身不好(比如出身地主或者富农)的人是无论如何没有机会参军、招工和考大学的，一个青少年如果出身不好，你就是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只能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这里，我没有歧视农民的意思，我是农家子弟，我知道作为农民的辛苦，他们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在社会学理论中，把这种通过与生俱来的因素(比如出身，一个人怎么能事先选择自己的出身呢？)导致的流动称为先赋性流动，与此对应的是个人通过后天的努力(比如学习成绩优秀)导致的流动，就被称为获致性流动。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越高，获致性流动就越普遍。现在的中国再难找到“以出身论英雄”的现象了，此消彼长，教育就成了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了。 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分工，分工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职业的分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目睹了很多新的职业的诞生，也目睹了很多职业的萎缩，总体上是职业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不同的职业都有不同的岗位要求、工作规范、报酬福利、劳动强度，即职业也有个“三六九等”。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了不同的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很少去想为什么张三干这个、李四干那个。应该说促使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教育程度.尤其是对于处在我们这样一个还有各种歧视性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社保制度等)的社会的下层人们来说就更显得重要，可以说教育对于下层民众的子弟改善境遇起着“雪中送炭”的作用，对于那些上层人家子弟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教育的重要性还表现在，随着教育的普及，教育成了我国最庞大的事业之一，它几乎把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卷入进来。我们可以根据与教育利益相关的程度，把与教育有关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教育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和个人，主要有学生(中国有3亿多各级各类在校生)、教职员工(中国有1200多万专职教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大多数学生至少要有九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而教职员工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都要依靠自己与教育有关的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虽然教师这个职业有时候不一定能养家糊口①。另一部分是教育利益相关者，这些人没有直接在学校里，间接地和教育有关系，比如家长，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按一名学生背后有两个家长(不止两个)计算，3亿在校生背后就有6亿家长，如此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被卷入教育这个事业里面。 教育既然如此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施行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教育发展策略就绝非儿戏，也绝非某一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所能决定的，而是应该好好加以考量的事情。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或者政策，能够使大多数人从中受益，一个坏的或者有偏见的教育制度，只能使少数人受益，就会堵死许多下层人们通过教育上升的渠道，还会扼杀许多有天分的少年的希望。那么怎样才能制定一个公正、合理的教育制度，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到教育的好处呢？ 一如前述，现代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的系统，学校教育制度是这个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除了它本身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规则以外，教育系统外的各种因素(政治、经济、人们对教育的期待、人口等)都对它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不是单独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是纠缠在一起对教育产生影响，把这种状况放到当下中国所处的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就更增加了影响教育发展因素的不确定性，这大大增加了教育决策的难度，真可谓“教育事务关系众生，千头万绪又难以理清”。教育发展的内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求教育决策者注意吸收来自研究者、特别是教育研究者的建议，甚至一些教育研究者就直接坐在了决策者的位置上，演绎了一出新时代的“学而优则仕”。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在媒体上、在讲座上就教育问题侃侃而谈的教育研究者的身影，他们经常不无炫耀地说自己参与了某某教育政策的制定，或者某某领导召集他们讨论某某教育政策问题等。应该说这大大提高了教育研究者的职业成就感和知名度(当然也增加了收入)，也是我国在教育决策科学化上的一个进步，笔者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学习者和教育利益相关者，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幸亏自己选择了教育研究这个“风光”的职业。但是能够参与教育决策是一回事，能不能履行好参与教育决策这个职责又是一回事，前者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决策是否科学有关，后者却是与一个研究者的能力、识见和操守有关。对于教育发展来说，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社会的教育发展需要你有所担当的时候，教育研究者准备好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