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1—0025—0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救国运动的失败后，逐渐认识到救国必须考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只有解决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幻想通过改良的手段来达到乡村教育普及化或职业化，以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从而达到救国目的。他们以爱国爱民的高度热情和献身精神投入到乡村教育运动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广泛的乡村教育实验运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中国各种农村实验区有193处。其中， 影响较大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农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建立的晓庄师范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的河南、山东乡农教育实验。此种思潮是世界性的新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到目前为止，关于以上几位乡村教育家的论著颇多。但比较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梁漱溟与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更少。据笔者了解，只有许波发表于《远程教育杂志》（2000年第五期）的《陶行知与梁漱溟农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把二人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性质、意义和盘托出，并进行了比较，但过于笼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比较、分析。 一、异源同流 梁漱溟、陶行知二人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乡村教育领域的。虽然他们都做过大学教师，但由于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不同，前者从事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后者则专门从事于教育研究，因而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角度。 作为一个思想家，梁漱溟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就人生问题而言，他认为人生的快乐在于向内发掘自己，发现人性的善和潜力，追求精神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物质享受。他说：“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这样便是人生的美满；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乐趣。乐趣完全是在自己浑沦活动之中。一切所有都在这里，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我们眼看这一般人死命的东寻西找，真是可怜！虽然他们的宝贝就藏在家里，他却不自知，走遍天涯那是永远不能找到的。他们再也不得回家！因为他们已经走入了歧路！”[1](P6) 由此，梁进一步认识到“东方学术的根本，就在拿人的聪明回头来用在生命的本身上”[1](P46)，此与“智慧向外用”的西洋学术是不同的。他认为中国人给人类的巨大的贡献就是“对人类的认识”[1](P21)。中国文化是优越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偏重于理性即对自身伦理情感的追求，西方文化偏重于理智即对外在物质的追求。将来世界要和平发展，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互让的，因而，梁漱溟自信将来中国文化要承担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他经常以文化圣人自居，以复兴儒学为使命。由人生和文化问题出发，梁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实质即是文化失调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2](P164) 自从被迫开埠以来，“欧风美雨”已经使以道德追求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社会文化秩序混乱不堪。他认为要救国，就要重建中国优秀的文化，要立足中国儒家思想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而重建文化的着眼点应在农村。他认为“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30万村落其焉求之”[3]。中国以农立国，80％以上的人民生活在农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即追求道德理性的根亦在农村，由于都市的传统文化已被“欧风美雨”破坏殆尽，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农村入手；另外，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于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国要从头建设，只有从乡村开始，一点一滴地从乡村建设起。他说：“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从中国的新生命里去求农村的新生命。我的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办法。”[3](P840) 开始，梁漱溟从文化问题开其端而进行乡村建设，并没有重视乡村教育。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他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教育，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已不知不觉地走上一条路。如其所言：“我们原初虽不想办教育，但往前探求我们的途径，到今日来已不觉走上社会教育一条路。试看我们推进乡村建设的机关，同时亦即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不是个例证么。好像两道河流，上游不是一个源头，而下游则彼此汇合为一流的。”[4] 其实，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村建设以乡村教育为方法，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二者难以截然分开。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则是从教育救国的角度入手的，开始于平民教育。其思想源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更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即教育与生活实际的紧密结合，教育为人民生活服务。他从实现国家民主共和的角度，提出了对人民实行教育的必要性。他说：“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爱尔吴曰：‘共和之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成，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5](P9) 其思想即是只有让全国人民接受教育，具备民主共和思想，真正的民主共和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出身贫寒和信仰基督教，他深刻地体会到人民大众的艰苦，能以博爱的观点对待天下苍生，并站在其立场为其着想。他从教育公平、知识公有的角度，认为人民大众有权利受到原来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教育。“知识应当是社会所公有。把买卖的商品化的知识变做自由送人的礼物是普及教育运动的一个大目标”[5](P594)。陶行知还这样描述过知识公有化的美好理想：“在小先生的手里，知识是变成空气，人人得而呼吸；知识是变成甘霖，处处得其润泽；知识是变成太阳，照得广大的群众向前进行。”[5](P594) 陶行知是从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从事平民教育而进入乡村教育领域的。在从事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占当时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生活最悲惨，也最愚昧，更需要教育，因而把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农村。1924年，陶行知在总结平民教育运动时，提出了平民教育“下乡”问题；1926年，他考察了江宁、无锡等地的农村教育，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倡议师范教育下乡，提出要办“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试验乡村幼稚园；1926年底，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并筹办《乡教丛讯》加强宣传；1927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了晓庄师范学校，投入了乡村教育的实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