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体制化越来越健全,知识分子也相应地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教育学者也不例外。 教育学者“专业性”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他们很少涉及超越专业的问题,这种“专业性”既限制了教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教育学者对公共领域的涉足。教育问题并非都是以科学的方式能够解释和解决的,随着教育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教育领域的专业性问题就有必要向更大的范围敞开。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对于他们的公共化是有害的,教育学者的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专业性”,而必须向“公共性”转移。由于教育问题呈现出的公共性品质,公共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渗透力,以及典型的体制内公共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使教育学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 摘自:《长沙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6.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