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环境政治理论是关于人类如何组织它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当关系的理论。①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往往基于理论家各不相同的观察与认识视角而形成迥然不同的理论流派。在笔者看来，现代环境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上已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② 一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存主义理论”阶段。以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的观点为代表，整个70年代对于激进环境主义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来说可谓是“世界末日的十年”。在他们看来，除非发生根本性变革，现代类型的发展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崩溃。二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以1987年发表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举行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一种旨在通过建立世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和人类不同代际之间的需求平衡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念占据了主流。三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渐趋盛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阶段。以2002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思路日益与绿色经济(工商企业)与科技结合在一起。本文的目的是较为系统地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从“生存危机”到“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 环境议题的出现甚至被列入政治议程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比如1865年在英国成立的“公地、公共空间和步行路协会”和1892年在美国成立的希拉俱乐部，以及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保护跨界水源和渔业资源的多边谈判等等。但是，这些环境关切的政治表达及其相关性团体的活动大都是旨在自然资源或景观的保持，而且终究是个例性的。环境问题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第一次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环境危机，促成了环境著述的大量涌现和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始，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后果的悲观解读构成了直到70年代末的环境主义支持者和批评者的主题。其他著作比如《地球的毁灭》(1970)、《末日书》(1970)、《末日综合症》(1972)、《明天的死亡》(1972)、《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1973)和《人类的最后时刻》(1974)等等，也都充满着对工业文明未来的深切忧虑。 这些著作所着力阐发的都是现代工业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比如资源耗竭、物种灭绝与人类健康威胁和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现代经济生活实践的严厉而全面的批评，尤其是对土地与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污染和各种类型的废弃物的处理。他们的基本论点很简明：现代经济生活假定增长和扩张可以没有限制地继续，但实际上地球是由受到威胁的有限资源和因我们过度使用而处在危险之中的承载能力系统组成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类型的发展与增长将导致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后果。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主编的《生存的蓝图》(1972)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这些思想家的基本观念：“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以持续，这一星球上社会的解体和生命支持系统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很可能在世纪末、至少肯定会在我们孩子们的有生之年发生，这将是不可避免的。”③ 这样一种“生存危机论”被“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1972)(以及它在1992年的更新版本《超越极限》)等所强化与张扬。这份文件并不是那时代表性的环境主义活动家的作品，而是一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的国际研究小组使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技术完成的学术报告。但是，它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特色即试图通过借鉴或重新引入几何级数增长的概念、论证环境难题在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耗竭方面的迅速扩展特征和明确的研究结论即极限即将到来——或者现存的工业化和增长模式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或者我们需要形成对自己行动的自我强加的限制以避免这样一种灾难，使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 作为国际社会首次共同政治回应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以“生存危机论”为基础的环境主义的氛围下召开的。环境恶化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人类社会生存或现代文明危机，而现代化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应该为其承担责任，并且必须做出深刻的变革以便实现一种“没有破坏的发展”。应该说，这样一种环境政治共识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比如，随后被证明是环境政治与政策中重要角色之一的工商界并没有能够出席大会。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及其《原则声明》构成了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事务的最早的“软法律”基础，并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左右环境保护实践的行动指南。不久，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独立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立法包括国际环境规约也开始迅速扩展，城市环境污染、工业废弃物排放、跨国污染物转移等成为环境立法与政策最先关注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