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建立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没有什么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此相关的是：公民们对之认同的基础是什么？是政治法律制度，抑或公共的政治文化，还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语言或道德宗教？作为现代中国人，如何构成一个“我们”？是政治的“我们”，还是文化的“我们”？ 在这两种认同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不仅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当代美国，由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放弃了哲学和道德价值上的整全性理论，退而坚守以政治正义为核心的制度性认同。而亨廷顿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则激烈批评政治自由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让步和妥协，要将美国的国家认同重新建立在美国开国之初的文化传统盎格鲁新教之上。哈贝马斯在论述欧洲民族国家的时候，也讨论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民族主义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镇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两种认同各自有何合理性与内在限制？有没有可能超越这一紧张性？显然，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国家认同中相当复杂的问题。 在晚清思想界，梁启超和孙中山分别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路向：族群民族主义和国民民族主义。（注：高玉.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学海，2005(1):5～13）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基本脉络，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一直延续到民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族群色彩，基本是对外来压迫的反应性抵抗。晚清时期的梁启超，是民族主义思潮最重要的鼓吹者，一生多变的梁启超不愧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先驱，他跌宕起伏的思想变化也为民国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分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头：《新民说》早期具有共和主义色彩的国民自主共同体，后来被张佛泉继承，发展为与民主主义内在结合的共和爱国主义；《新民说》后期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国民忠诚共同体，民国成立以后被曾琦、李璜、左舜生为首的醒狮派接过去，蜕变为鼓吹“民族国家至上”的右翼的国家主义；而从《国性篇》萌芽的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因素的“国性论”，则被张君劢进一步发挥，形成了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上述从梁启超思想中分化出来的三种民族主义思潮中，信奉“民族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人格化的有机体，具有终极的、最高的认同价值。这种极端的国家本位论，由于受到五四以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传统的天下意识的制约，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影响有限，此处存而不论。而张佛泉所代表的共和爱国主义和张君劢所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潮，很有研究的价值。 近代的民族国家认同，有政治性的爱国主义(patfiotism)和文化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两种典范。在欧洲，爱国主义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集大成于罗马共和主义，其祖国概念以公民宗教为基础，以共和主义的方式实现对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认同。古典的爱国主义在中世纪曾经衰落，到近代随着法国革命的兴起又重新复活。法国革命既是共和主义的民主革命，同时也是现代法兰西民族诞生的象征。19世纪以后，随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崛起，文化的或族群的民族主义代替共和传统的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民族主义的主流。民族主义认同的是本民族共同体历史中特定的族群、历史、文化、语言与宗教，是对以普遍主义为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动。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在分析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时指出，前者视对国家的爱为一种人为的，亦即可以通过政治生活不断加固并再生的激情；而后者则视其为一种纯粹自然的情感。 在上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显然，其晚清的国民民族主义更接近共和爱国主义，而民国建立以后则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梁启超早期和后期民族主义的不同取向，分别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继承。与梁启超有着“亦师亦友”情谊的张君劢，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领袖，沿着梁启超晚年的国性论，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出一套社群主义取向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而张佛泉则成为了胡适为领袖的自由主义群体中论述共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代表。 哈贝马斯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内在两重性：由政治法律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同体双重性质所带来的双重归属感。如果共和的政治内容内在地镶嵌于民族的历史形式之中（比如英国和法国），或者民族国家的文化通过政治的共同体原则重新创造（如美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紧张关系，反而会相得益彰。然而，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当共和模式是外来的，而文化传统又是本土的时候，二种认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便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