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五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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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境况指出:一、批评家在完善理论的同时,更须提高文学修养,这可从重新提倡甚至要求“印象批评”做起。二、“学院批评”应避免以新的学术行话取代活泼、真实的文学感动。三、“网络批评”很可能将纸面批评的弱点集中并放大。不必以貌取人,搞简单进化论,对新生的网络批评盲目乐观。四、在21世纪的今天,压抑“艺术自律”的做法在批评界依然盛行,有待反省。五、当代文学批评直接的学术支撑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后者始终存在着美化这一段文学史的不成文规矩,甚至连明显失败的文学史段落也被美化,以满足修史者自我美化的需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失败面的自觉应该成为批评家的历史参照。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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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没“印象”

      以前写作家作品论比较勤快,对那些好发议论而不肯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同行,就多有腹诽,戏称他们为“不评家”,即不写评论的评论家。现在应该把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了,但我的沦为“不评家”,另有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我发现,除了具体的作家作品,另一些“文本”,比如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本,或许更值得评论。

      但这里只能先谈谈“印象”,一个“不评家”算不上评论的观察和议论。

      围绕“印象”做文章,大概也属于“中国现当代学科合法性危机”的一种表征吧,然而目前“印象式批评”奇缺,是否也会造成另一种“合法性危机”?

      文学家当然也要理性地、科学地研究社会,但他恐怕主要还是“研究”他所直接接触到的社会上的人的心灵、灵魂、情感、感觉,也就是“研究”社会上的人对时代和世界的“印象”,然后把这种“研究”掺和着自己的“印象”一同写出来,成为文学作品。是否科学地研究透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恐怕并不是一个文学家或批评家(我觉得二者原无本质的区别)首先应该关心的,否则一部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的庸俗社会学产生之前,就还没有开始。但如果没有“印象”,如果不提供“印象”,肯定就不叫文学家或批评家。

      上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闹得顶凶的时候,郭沫若曾化名批评鲁迅,指责鲁迅没有用科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认为鲁迅所凭借的,仅有“飘忽的记忆,模糊的印象”,而这对于一个文学家与批评家,实在太不够了。郭沫若,还有“创造社”、“太阳社”其他一些文学家的批评,确实也曾倾倒了一时,但我觉得这种看似高明的指责正好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郭沫若本人正在从一个文学家蜕变为一个非文学家——当他开始用科学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之后,就再也不能写出敏锐地传达时代情绪也真诚地表现自我精神的《女神》了。他作为一个新文学家的使命,《女神》时代之后,已经结束。倒是鲁迅,不管不顾,“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只是“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也只写那些“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文章,才在“五四失精神”的30年代文坛,保留了一点“真的恶声”。

      但郭沫若式的指责没有吓倒鲁迅,却把我们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学者教授们吓坏了。今天,一个文学家、批评家,似乎“读书养气”,接触社会,还不够,而必须能够讲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倡一点“人文精神”,标榜一点“学术规范”,夹道欢迎“全球化”、“国际资本”,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纷纷鄙弃自己的“印象”,把灵魂和感情藏起来,东拉一种理论,西借一套话语,像模像样地搞起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来——又不敢学创造社诸君子的样子堂皇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问题的权威,而只是给自己的工作起了一个谦卑的别名:“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印象”,更不敢脱口说出自己的“印象”,怕被别人视为浅薄、简单,对不起学者教授批评家的美誉和岗位津贴、特殊津贴,所以只好硬将自己绕进这个那个理论中,法海似的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只留一个虚假的“我”,哇啦哇啦口吐各种理论的拙劣的复制品,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如临大敌,烹小鲜如治大国,十八般兵器全摆出来,一页纸上引号不断,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拉康、鲍德里亚、齐泽克,齐来帮忙,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还要继续研究”。可能“研究经费”还得继续申请吧——但就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然更没有文学。

      “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印象?”

      ——鄙弃“印象”的学者批评家们,总有一天会向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这样地“打听印象”的,但如果那些外国人够诚实,够谦虚,应该反问:您先生作为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印象”?

      有“印象”的批评,并不等于“印象”批评,它可以一面保留“印象”,一面收集材料,改善方法,以便更深入地剖析和更有力地表达“印象”。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中国文学批评界要求更多更清晰的“印象”。比如,对一个作家,你得先说出自己的好恶,价值的评判,得让读者知道你认为这个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除非事关“科研经费”,不要总是兜圈子,要防止将读者兜昏了,更要防止鲁迅所说的,把自己“练成傻子”。

      二、在新的批评“行话”中鼾睡

      有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朋友,偶尔做了学官——大学里的官——官架子不会摆,倒先打起了“官腔”。千万别误会,以为他开始眼睛向下、“嗯呀哎啊”了。不是的。他依然跟从前一样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只是已经开始在竭力练习一种学官的“行话”。

      如今在大学,只要有幸旁听一点“行政会议”,一定会听到许多高深之极、漂亮之极但也无聊之极的不是官腔的官腔——大小学官们的“行话”的。他们说着这些“行话”,实际处理的仍旧不过那些事情。但说与不说两个样,会说与不会说更加不同。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老老实实讲大白话,人家一定认为你不仅没有领导艺术,而且没有研究好问题,缺乏办事能力——按照中国文学形象大使余华的话说,就是“中层干部化解矛盾的能力”。总而言之,要想在大学“行政系统”混饭吃,非得学会那些新的“行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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