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自白文学已有1500年之久的历史。它反映了西方文明从宗教统治逐步走向世俗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自白”文学形式却一直处于被压抑、缺席的状态。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刺激了中国“自白”文学的复苏和兴起，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自白才发展成一种自足的文学形式。中国当代“自白”诗的出现发生在美国自白派被批评家命名的25年之后。1981年权威诗歌杂志《诗刊》刊登了罗伯特·洛威尔的两首诗。此后，大量有关美国自白诗的译介进入了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流通渠道，四川省的非官方诗坛犹显活跃。对于正在极力摆脱极“左”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诗人们来说，普拉斯诗歌的适时而至，着实令他们眼界大开。四川诗人翟永明受到普拉斯的影响，创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人》组诗。1986年《女人》的正式出版吸引了大批的模仿者，由此引发了一场“普拉斯风暴”或曰“黑色风暴”。基于此，评论家们随意地给中国女诗人贴上了“自白”的标签，贬损女诗人的创造力。本文讨论的文本不局限于那些被贴上了“自白”标签的女性诗歌，由男诗人书写的、含自白特色的诗歌也被纳入本文的视野。 自白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反思 制度化忏悔和世俗化自白源于一种渴望释放的心理诉求。制度化忏悔指存在于见证人（如：神父）和自白者（如：信徒）之间具有等级色彩的教堂行为。世俗化自白，即教堂之外公开宣泄失望、愤怒、恐惧以及内疚等个人情感的行为方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宗教忏悔走向世俗化的两大关键参照点。兴起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结束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个人之上的中世纪历史，促成天主教与新教的分道扬镳和政教分离。300年后，弘扬个体判断和个人理想的启蒙思想家、活动家使个体从权威中解放出来，世俗化进程往前迈出一大步。西方世俗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关涉种种社会、文化实践活动。该话题远远超出了笔者的研究范畴。 西方自白文学可溯源至公元397年。圣·奥古斯丁经历了一次精神流浪，或曰“精神上的奥德赛”。他年少轻狂，放纵情欲，沉沦于摩尼教，迷恋于荣耀，苦研新柏拉图神秘主义，直至完全信仰上帝。奥古斯丁的言说者“我”在唯一的听众“上帝”面前忏悔，在他眼中上帝是“快乐、荣耀、信心的源泉”[1]。如果说奥古斯丁的忏悔者旨在灵魂的净化与救赎，那么18世纪哲学家、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则把忏悔当作哲学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卢梭揭露皮肤深处和表层皮肤之下的事物，反映人类存在与人性的冲突。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惊世骇俗的自传，后世的读者和作家喜欢它，为之感动，为之震撼，却又被它深深地刺痛。 西方“自白”浪潮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在刘再复和林岗的研究框架中，忏悔和自白互为同义词，共同指涉世俗意义上以忏悔和自白为言说方式的文学作品。他们把自白文学大体上分为4种：一是自传，作者本身为自白者，如阿尔弗雷特·德·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la Confession d' un enfant du siècle,1836）；二是作者以主人公的名义进行自白的传记小说、诗歌或戏剧，如詹姆士·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4）；三是主人公进行自白的非自传性作品，如艾米莉·左拉的《克劳德的忏悔》（Ld Confession de Claude,1865）；四是无自白主题或自白者的作品，但自白色彩隐含其间，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8-69）的部分章节[2]（PP60-82）。 相对照来看，“自白”在前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并不突显。“缺乏灵魂呵问”的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自白文学相对的营养不良[2]（P4）。儒家与道家本质上半为宗教，半为哲学，重现世而轻来世。儒家主张修身养性，提倡伦理道德，以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抱负。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的文学从来不乏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唐朝诗人杜甫（712-770）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描绘了一个诗人小吏穷困潦倒的境遇，同时不忘影射对社会的不满和批评。道家索性对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强烈的质疑，否弃世俗意义上的名誉、社会地位、权力、命运等。受道家思想熏陶的文学是田园式的、隐逸的、自在的，从陶渊明（365-427）的“归农”诗中可窥见一斑。 “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要旨。儒家所推崇的“道”是社会政治责任，道家的“道”师法自然。由儒、道衍生出来的传统诗学极大地否认“自白”这种文学表达的相关性。因此，20世纪以前中国自白文学默默无闻，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直至受到西方文学的巨大撞击，“自白”才得以浮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地表。代表作品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茅盾的《虹》。郁达夫的《沉沦》一经问世，便引发了“郁达夫现象”，令人不禁唏嘘于当年卢梭《忏悔录》在法国掀起的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家们对个性和现代性的向往大体上屈从于救国图强的大局，使得他们的某些自白显得矫揉造作，缺乏真诚。以《沉沦》的自白结尾为例，书中的“我”，一个中国人，去拜访一位日本妓女，遭到冷遇和嘲弄后，声称从此不再爱任何女子，而要把全部的爱奉献给母国[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