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是一个纷乱而变幻的时代。频繁的革命导致了一系列价值重估的运动。一些不可置疑的结论遭到了突然的颠覆，许多传统的问题甚至在另一个语境之中消失了。尽管如此，这个话题始终没有过时——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历史的波涛汹涌奔泻，这个话题一次又一次地顽强浮现，如同一个冤魂苦苦地纠缠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只要“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身份存在，这个话题就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换言之，这个话题始终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定位参照之一。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显然是这个话题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文学史上，“民间”这个概念周围存在一批家族式的术语：大众、民众、平民、人民、劳工、工农兵，如此等等。我宁愿选择“民间”这个相对陌生的术语，力图避免一系列无益的理论纠纷。通常，“大众”或者“人民”的成员是不加界定的，这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匿名群体；人们甚至无法断定，雄辩滔滔的理论家本人是否从属于“大众”或者“人民”的范畴。为了显示某种优越的理论姿态，理论家时常习惯地盗用“大众”的名义，未经授权即可代表“人民”发言。许多时候，“大众”或者“人民”不过是一个论辩双方任意援引的砝码而已。相对地说，“民间”这个概念未曾出现如此严重的磨损。我的心目中，“民间”指谓的是某种文化空间。民间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一个边缘明晰的版图；这个文化空间毋宁说是一系列文化因素复杂运作的历史产物。换言之，民间的范围具有历史的相对性。 历史的相对性意味了独特的历史氛围，意味了指认“民间”的一系列文化相对物。可以说，民间范围的轮廓线源于这些文化相对物的定位。这时，我试图沿袭陈思和的分析，将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视为民间的“他者”。陈思和精彩地将这三者缩写为“庙堂”、“广场”和“民间”（注：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见《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的历史文化分类显示出强大的整合功能。首先，人们可以将军事集团、官僚阶层或者金融寡头纳入政治权力体系，他们之间无疑汇成了共同的统治力量。其次，20世纪历史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一批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士”的价值体系，拥有了以启蒙为核心的崭新文化传统。第三，除了维持政治权力的国家机器，除了传播知识分子声音的教育机构、书刊报纸，人们还可以察觉另一个博大庞杂的空间——民间的文化空间。 然而，如果企图从民间的文化空间概括出某种一致的庞大主题，人们将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这里可能存有某些民间信仰，某些江湖规矩，某些奇风异俗，某些朴素的反抗情绪或者某些不加掩饰的自私、猥琐、庸俗、愚昧，但是，这一切是否某一个“深层结构”的派生物？陈思和似乎已经从20世纪的某些作品背后解读出一种民间文化的“隐形结构”（注：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见《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我宁可认为，这些民间文化的碎片并不存在某种整体性的凝聚力。事实上，我更乐于接受陈思和另一个反复使用的概括：“藏污纳垢”（注：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见《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藏污纳垢意味了多种成分的堆积与相加，不可概括，恰恰是民间文化博大庞杂的基本原因。民间所容纳的是权力体系之外的种种成分。政治是一种权力体系，知识同样隐含了另一种权力体系。民间是双重权力体系的承受者——承受不仅意味了权力控制的对象，同时，承受还包含了对于权力的冷漠、疏远、鄙夷、抗拒。当然，这样的文化空间是开放的，民间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落魄的官员或者非体制化的知识分子——民间本身并未设立某种理论的测试指标或者行政机构的门槛，投入民间不必经历种种考试和选拔。另一方面，不加设防同时表明了民间的松散。各种强势意识形态时常可以长驱直入地洗劫民间，瓦解民间。不言而喻，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的联合通常卓有成效。它们时常深刻地震撼了民间，有力地改变了民间文化的既定形态。“学而优则仕”的体制曾经是多少民间故事的情节依据？宫廷的趣味多大程度地维护和进一步造就了某些民间艺术？回到今天，在有线电视网络的覆盖范围，还有多少地方戏可能充当某种地域文化的血缘守护者？纳入跨国资本的市场体系之后，牛仔服装系列、迪斯科舞蹈、旅游风景区的民间传说、本乡本土的风味小吃正在发展哪些变化？电子传媒的时代，昔日那些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是否已经来到了计算机网络之间？面对严密的国家安全体系，那些地下武装组织的经济来源产生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特征？由于多种势力的运作，人们所熟悉的民间退隐了；与此同时，另一种民间形态或许正在历史地形成。必须承认，民间的博大庞杂背后隐藏了某种被动性。相对于咄咄逼人的政治权力体系，民间更多地体现出消极应付的风格；对于知识分子说来，民间意味了什么？这是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巨大难题。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民间文化一厢情愿的理想。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历史上的政治权力不可能放弃对于民间种种形式的监控和干预。尽管许多国家学说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民本”的思想，但是，这并未根本改变政治权力与民间的相互关系。除了大规模的民间起义时期，民间通常是政治权力各种手段的及物宾语。某些显赫的政治观念自上而下地抵达民间的纵深，撼动乡村宗法社会的古老习俗，修改城镇市井之间的利害观念，形成一系列正统的权威。尽管民间可能自发地产生种种反抗思想，但是，这些思想仅仅形成一种弱势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各种手段”包括占有精神生产资料和统辖这个时代的精神分配形式。因此，即使在文化的意义上，政治权力与民间的力量对比同样没有改观。许多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表述的著名结论耳熟能详：“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与政治权力相似，知识分子同样企图主宰民间，征服民间，将民间收编于特定的知识体系之下，尽管这样的主宰、征服或者收编可能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意味。如果说古代的“采风”制度含有更多的政治企图，那么，孔子编辑“国风”即是知识分子控制民间的著名证据。然而，20世纪期间，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却一波三折，翻云覆雨。二者之间的历史地位几度出现戏剧性的颠倒、反复。迄今为止，难以计数的论著已经从各个维面描述了二者之间的曲折情节。这里，我不想重述纷杂的历史故事；我仅仅试图提到几种富有代表性的关系模式，作为以下论述的起点。 世纪之初，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以激烈姿态与传统文化决裂。这场新文化运动显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但是，民间的“引车卖浆之徒”业已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这场运动框架的一个部分。这里，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已经由启蒙的主题设定：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大众是被启蒙对象。启蒙与被启蒙是二者关系的第一种模式。 在左翼理论的声援之下，3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众文艺”的论争。这场论争之中，民间的大众仍然作为一个书面上的主人公得到了知识分子反复谈论。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转移。首先，知识分子的启蒙内容增添了政治的比重。理论家没有掩饰自己的政治企图：选择大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首要目的是传播革命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补充说，作家不该自命为大众的“导师”，居高临下地谈论“大众化”；大众的作家必须从大众之中诞生——这无形地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权威。（注：这个问题可参见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华汉（阳翰笙）《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寒生（阳翰笙）《文艺大众与大众文艺》，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二集，《文学理论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