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1999年已经来到。这意味着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21世纪即将到来。这是世纪之交，更是千年之交，真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时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世纪之交、 千年之交，往往是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人们情不自禁地要思前想后，浮想联翩，为的是总结经验，展望前景，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此时此刻，多少人的思绪被牵动，多少人的感情在激荡。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讲，这1999年又具有另一层重要意义。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到本世纪70年代，几乎濒临灭亡。然而，就在1979年，它枯木逢春，绽出新芽。更幸运的是，它遇上了最适宜于自己生长的好气候，从此开始茁壮地成长。如今已是亭亭玉立、枝叶繁茂，令人艳羡地展现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园地上。1979年，中国比较文学重新崛起；1999年，中国比较文学复兴20年。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发达的20年，是值得庆贺的20年。此时此刻，我们同样会思前想后，浮想联翩。 一 比较文学现象在中国源远流长，它随着中外文学交流的开始而启始，随着中外文学交流的发展而发展。如果不说它的古代渊源，而单说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那么至少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期。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研究》，都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1907年，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则可以说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了。文章不仅对欧洲各国具有反抗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看法，说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比较文学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萌芽。五四运动前后，随着中外文学交流高潮的到来，比较文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就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在中国出现。1924年，吴宓在南京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中西诗之比较”。1929年到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 新批评派大师瑞恰兹（ I.A.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这是在中国高校中首次开设的正规的比较文学课程。清华大学教师瞿孟生（ P.D.Jemeson）还根据瑞恰兹的讲稿写成《比较文学》一书。当时清华大学研究部的文学专题课程中，有不少属于比较文学性质，如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R.Winter）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不久，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分别由戴望舒、傅东华译成中文，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完整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历史和方法。与此同时，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发表比较文学的研究著作，如梁宗岱的《诗与真》（1934）、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36）。到了40年代，比较文学仍然处于发展的势头，茅盾、郑振铎、许地山、季羡林、方重、范存忠等人都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钱钟书的《谈艺录》也发表在此时。有关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在报刊上更是屡见不鲜。只是在进入5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到国外对于比较文学的错误看法的影响，大陆的比较文学一度处于沉寂的状态。不过，台港方面从7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比较文学，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文革的结束，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为中国比较文学带来了复苏的机遇。钱钟书于1979年发表了《管锥编》，中国比较文学开始复兴。这部巨著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规律，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文心”。它全面、丰富、完整地体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最广阔、最开放”，而且是“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跨学科研究、翻译媒介研究等各方面都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人们把它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是完全有理由的。这样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的出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树立了很高的起点，成为中国比较文学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1980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次年会上，许多学者呼吁开展比较文学研究，酝酿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此后，这方面的呼声始终不断。北京大学于1981年率先建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组织，辽宁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一批学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1983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同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就是这一系列的活动，打开了比较文学的局面。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更是可观，比较文学的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大量涌现。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史论文集》、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杨周翰的《攻玉集》、范存忠的《英国文学论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都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比较文学理论著作，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于1984年出版。从1979年到1985年，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大约有280篇之多。在那个时期， 中国文坛上百废俱兴，多少学科都走上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像比较文学这样兴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有人用决堤的洪水来形容中国比较文学复兴时期的形势，实不为过。 在学科发展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1985年10月29日，由全国各地21所大学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新建的深圳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和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举办了有150 名学员参加的比较文学培训班。这次大会收到的论文共121篇，与会者180人。参加大会的，有14位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孟而康（E.Miner）和前主席佛克马（D.Fokkema）、 法国著名比较文学教授谢弗莱尔（Y.Chevrel）、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F.Jameson）等，还有不少来自台港的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大会选举了由31人组成的首届理事会，由杨周翰担任会长，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学会刊物为《中国比较文学》，内部交流刊物为《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泰斗、75岁高龄的法国学者艾田伯（R.Etiemble）教授曾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发表了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开演讲，热情地、高瞻远瞩地预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光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