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比较文学的创立，特别是自1955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成立以来，比较文学学科取得了巨大成功。比较文学系在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也就是继中国比较文学协会成立后，比较文学学科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这一拓展不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也是向其他学科领域的扩张：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交流并非总是单向的。为应对比较文学取得的成功，美国各大高校的英文系挪用了由比较文学系首先提出来的理论问题。从传统意义上看，比较文学自然包含了文学比较以及文学的一般性和理论研究。比较文学，亦即从国际视角出发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导向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概念以及它们异同之处的理论探讨。艾田伯（Rene Etiemble）提出研究文学常量，或者说西方和东方传统中文学和诗歌的共同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比较文学连同文学研究整体都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里，在西方和中国，我们都看到了学术兴趣和潮流的迅速更迭，这些更迭经常导致误解和困惑。俄国形式主义发展成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新批评理论被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颠覆。后结构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前者来自于对整个分类系统的哲学怀疑，它质疑了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事实性报道、文本与语境的区分。后结构主义的怀疑论无法与系统的文学研究共存。后殖民主义则受到了政治的激发，它批评了殖民势力利用文学向读者灌输压迫者意识形态的做法。后殖民主义试图颠覆排他性西方标准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但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几乎没有研究过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或者真实读者的反应。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质疑了“文学”的概念，认为其受限于不可信赖的成规。这样，文学研究就与先入为主的判断、解放边缘群体的企图、社会责任混为一谈。当然，笔者不反对社会变革或者边缘群体的解放，这两项事业绝对有必要。但是，笔者怀疑，让社会责任和政治利益来决定学术研究规则之举是否明智。因为要想富有成效的话，社会变革、女性主义或者后殖民解放的企图都必须基于可靠且独立的研究之上。 下面，笔者将澄清上述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探究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中是否存在某种连续性。先列举9个命题，后提出3条建议。 1.有可能从事独立的研究吗？ 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和语境不可分割，我们有着自身的兴趣、关注和偏好。我们不能宣称自己是完全独立的，或者期待别人是完全独立的。但是，研究者可以通过清楚地阐明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结果大体上总是暂时性的）来增加其研究的有效性，从而有利于他人对其研究进行批评和修正。这就是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称的研究的证伪性。只有在准确的研究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得结果以及主要反对意见统统得到发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科学批评和公开辩论。在此，发表途径主要指出版物、书籍或双审制期刊。 第一个命题意味着，笔者不认为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歧。 2.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不存在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歧。 对任何科学或学术研究的有效性作出判断的是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科学。科学研究的标准可以被重复，并得到验证。文学研究有时候会区分分析和阐释这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分析理当中立，可以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研究者重复使用。阐释则是对现有资料的赋意行为，因此阐释总是与具体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紧密相连。撇开阐释性论述的分析成分，阐述就不成其为科学。一般来说，研究者都承认科学分析结果的普遍有效性，但是阐释的有效性却局限于某一文化群体或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兴趣相投的个体。因此，从事文学研究，我们必须区分个体读者、批评家与研究者，前者将他/她正在阅读的东西和自身的生活世界以及阅读知识联系起来，而后者则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文本或者文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 3.必须把个体读者或批评家与研究者区分开。 这一区分关乎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的外部世界和个体读者的内在心理世界之分。个体读者试图搞清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的自我的意义。德里达（Derrida）反对这一区分。在他看来，我们能够进入共同外部世界的假设会导致“在场的形而上学”。德氏怀疑论已经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驳斥。普特南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两个（或者更多）人多少有可能同时谈论同一个世界的话，就没有必要接受“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假定使用相似措辞的两个人都指涉“彼处（out there）”的、两人都认为相同的某种事物：一块下落的石头、一次日落、一个小孩的死亡或者扉页上的词语。也许有理由怀疑，这两人确确实实在谈论同一件事物，但是同样有理由发现他们的信念（belief）合情合理。普特南令人信服地说，“怀疑和信念一样需要加以说明”[1]。怀疑为什么总是胜过信念，这毫无根据。 关于读者和研究者的作用能否被区分开来，另一些人用不那么哲学化的语言发出疑问。这些人经常使用反问句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研究者难道不同时也是读者吗？读者难道不可以从事研究吗？这种反对意见应该得到驳斥。比如说，如果我们假设自己在研究比较文学，也就是说从国际视点来研究文学，那么对专注投入的个体读者和与作品保持疏离的研究者的区分就变得合乎情理。原因是，我们如何能将自己想象成专注投入的读者，去阅读那些并不亲切、生产于遥远文化和古老时代的文本呢？当然，我们总是可以采用分析法或经验性方法来研究那些文本以及它们生产与接受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同时希冀那些文本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同样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