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学”方兴未艾，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却分明看到了太多的陈词滥调，太多的阿谀奉承，太多的人云亦云。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地学会说真话，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地学会像和自己的灵魂交谈一样地和读者交谈？本文中，我试图对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史做一番回顾，我知道我是偏颇的，怀着偏见的，但是这又如何？难道我们有理由这样不痛不痒地下去吗？请允许我用稍嫌悲观的态度来对待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因为我希望能用乐观的态度对待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 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对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作出了什么贡献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符号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一系列具有创见的文艺解释体系，但是它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原产于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应当为此而感到惭愧吗？ 一九九三年至今，我曾经两次参加“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课题的写作，其中一套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课题都是大项目，所耗经费多，参加的人员多，工程庞大。但是每次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原始文献，我都有一种疑惑，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真的值得我们花费这么大的力气重复地进行回顾、总结吗？我的观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基本上是一部外国文艺理论的引进史，而不是一部文艺理论的创造史。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因而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己自为的创造史，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别人的借鉴史？李泽厚在《当代西方美学名著译文丛书》的总序讲：“许多爱好美学的年轻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冥思苦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都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和文章基本上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这种情况表现在目前的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上。”这是针对美学这个学科而言的，但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同样如此，而且这个意见即使拿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有切中时弊之感。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史的确缺乏富于学术价值的独创的理论体系。例如“和谐说”，“和谐”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本体概念，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当代性的独创概念呢？比较有力度的体系是李泽厚的客观人本主义理论体系、高尔泰的主观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李泽厚和高尔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共同弊病是用文化范畴取代美学范畴，例如李泽厚的“积淀说”，这个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美学范畴，而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文化范畴呢？ 在这里，我所要求于文艺理论的，是具有完善的理论结构，具有独立的范畴系统，具有周延的历史阐释力的体系，例如黑格尔式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学说体系，而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讲的文艺思想、理论观念、美学立场，我所要求于文艺理论的，不仅是这些，还要有完善的美学理论形态——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系统的理论阐释。 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极为失望的，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体系，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体系均缺乏应有的理论气势，前者是弗洛伊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现代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衍生，而后者是白壁德新理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翻版，而且它们在理论形态的完善性上都有严重的欠缺。即使是在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上影响最大、意义也最大的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等思想也和外国的思想太近，前者和庞德的思想有直接的借鉴关系（如他的“八不”），后者其实只是十九世纪以来流行于欧美的人本主义思潮的中国化而已，它们具有相对的理论价值（对中国“五四”文学），但对于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而言其绝对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太多对于欧美文艺理论思潮的模仿、移植、嫁接，而缺乏独特创造。人类的否定活动分成“不能创造自己的生存性否定”和“能创造自己的本体性否定”两类，用在文艺理论方面，它要求，一个真正的文艺理论家必须具有本体性否定的力量，离开对文艺现象的群体性理解——建立一个自己对文艺现象的独特的理解体系的冲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否定是彻底的，例如“五四”人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五四”文学理论的这种“批判”只是停留在“反叛”的层面上，它否定了中国传统诗学，但并没有真正地走到“创造”的境界里去，而是在“否定”中包含了“肯定”——在“五四”人那里否定中国古典诗学意味着肯定西方现代诗学。他们坚持的是“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学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的鲁迅式的“拿来主义”。 鲁迅式的“拿来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论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它使中国人的文论探索显得急功近利，使“创新”没有成为真正的否定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正是缺乏这种否定的精神，这也是中国近一百年以来缺乏真正的文艺理论大师的原因。 现在是世纪之交，是我们思考如何立足于汉语言本位、建立新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言诗学的时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论总体上讲对中国汉语言诗性特征是漠视的，在整体思路上是西化的。当代中国汉语言文论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特性，应当有它自己当代性的诗性语法法则。如果，我们的文论不能对世界理论贡献出独特的具有汉语言诗学特色的范畴和体系，贡献出独特的汉语言文艺思想、解释图式，那么我们的文艺理论必然不能在世界理论之林中获得存在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