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近来热闹得很，先是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结帐，而后又是《十作家批判书》，余秋雨现象纷纷扰扰，金庸、王朔之争着实闹了个痛快，如今，二十世纪离去的脚步还依稀可以听见，一份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就的悼词又赫然出现在眼前。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批评仿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曾经有人给九十年代的文学定位为“众神狂欢”“杂语喧哗”，文学批评一时间仿佛也是“众神狂欢”“杂语喧哗”，然而在诸多热闹的景象后面，暴露出来的恰恰是文学批评应该注意的问题。文学批评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但万径归一，其旨意在分析文学对象、评说文学对象，在肯定与批评中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依然是一句老话，文学批评应该“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文学批评不是叫骂，不是两军阵前的叫阵，十批判也好，王朔看金庸也好，悼词也好，单单争论谁对谁错虽无不可，但过于纠结或拘泥于其中则难免会扭曲文学批评的本意。事实上，文学批评是无法量化的，个人观点的形成和个体的学识、修养与个性密切相关。当然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某部历史小说中李鸿章被塑造成一个爱国者。李鸿章本性也许是爱国的，他毕竟是堂堂大清帝国的李中堂；他也许不想签署那些割地赔款的卖国条约，然而事实是他签了，这是历史事实，谁都很难更改的，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违背了历史真实，犯了历史小说之大忌。但是文学批评如果仅仅满足于考据与实证，那么，文学批评失去的也会是自己的个性和品格。文学批评真正能服人的还是它独到的分析和论断。 不过，文学批评要避免的是人云亦云，但也不是要信口开河。可以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立足点去研究与批评文学事件或文学对象，可以推翻前人的论断，但必须论点、论据与论证都足以服人。单纯的纠缠与叫骂其实已不是文学批评，它失去了文学批评的理性精神而成为了感性或某种欲望的俘虏。甚至有时候上演的是一幕自己炒作自己的闹剧。说到底，文学批评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轻松幽默，也可以严肃沉重；文学批评的语言也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轻言细语，也可以犀利深刻甚至狂放，但批评的本质是讲究内在理性与逻辑的。在这种过程中，批评者本身对文学事件、文学对象的误读往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无意的误读只能说批评者的能力所限，而有意的误读则可以说是用心不良、居心叵测了，这涉及到了一个批评者的职业道德的问题。目前的一些文学批评，的确存在着有意的误读，这样的一些文学批评者，的确缺乏职业道德。与名人叫阵，量出的兵刃除了空话与大话别无长物，而胡搅蛮缠则是看家本领，这实在是现今文学批评的悲哀。而如果再与他们计较争论，那更是悲哀了。 应该说，目前的文学批评的确较之以前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自由的批评是每一个文学批评者的权利。不是说名家大家与名作就不可以批评，不是说要为长者讳、为名人讳，相反随着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评说也会因为视点的不同而逐渐地丰富起来，立体起来，也会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和本真。但此种批评绝非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文学批评的职能。问题是，在拥有了自由的批评的权利之后，批评者如何把握自己的批评的自由？任何文学批评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纯文本”批评，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方法在今天也许会被一些人认为是过时的，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然而割裂被批评对象的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只能生产出批评的怪胎。比如葛文中谈到的关于丁玲的问题，当然更不用说葛文对鲁迅的静态的片面的分析与评价，我们不可能要求当年的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与当下同步。再比如对钱钟书的评价，比如对王小波的评价。葛文的致命伤是割裂历史内在的逻辑与联系，最后只能陷入了机械论的怪圈。 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葛红兵自己说的，“我承认我的文章很浅薄”，文中诸多提法也的确有可商榷之处甚至是可笑之处，例如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批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葛文其实也是试图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比如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正是他无视历史的内在逻辑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他对问题的分析与判断，孤立地看待某一件事情只能导致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中国文人的文化品格与中国文学的品格的确是一个值得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思考与关注的问题，但却不应该是葛文的这种关注方法。 无法忽略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人的人格与文化品格的影响。“学而优则仕”似乎是历代文人的最佳出路，于是，“生不愿做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于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范进中举，也有终南捷径，无论表现形式如何，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是有很大的依附性的。传统儒学的“权威崇拜”为历代的知识分子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追崇的对象，皇权、至圣至成的孔圣人，一旦失去依附与追崇的对象，他们的心灵便会失衡。其独立自足的人格与对权力机构的依附有时甚至是以成正比的方式出现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在宗法家长制的社会里，谈论人格的独立性的确是奢侈，于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统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萎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于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的就是人的“独立”与“解放”，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与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中形成的悖论远非短时间所能改变得了的。在启蒙与救亡的运动中，文学在知识分子的手中成为了建构健全人格、催动个性与独立品格的工具。尽管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徘徊与迷惘，尽管人格的重塑困难重重，但不可否认也不容否认在这期间知识分子运用文学的形式对社会进步与发展做出的贡献，超越自我在此具有了悲壮的超出文学审美的意味。然而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发展与贡献并不首先是对文学本体的发展与贡献，在复杂的社会情势与惯有的心理力量的作用下，鲁迅也就超出了鲁迅本身。鲁迅追寻着他的理想，只是做着他想做的事情，表现着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正因为如鲁迅一样有自己坚硬的骨格的人太少，鲁迅才被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着。但以后人们在认识和理解鲁迅时，恰恰忽略了鲁迅在人格的反思和重建上的意义。如何评价当时的鲁迅和文学史上的鲁迅，其实倒是一把很好的衡量鲁迅以后的后人们的智性与良心的尺度。建立独立、正直而健全的人格与文化品格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民族课题。每一个身处其间的知识分子但凡有点良知与品格，又如何能不对自己的所思、所做、所为、所欲、所求进行反思？姑且放下文学审美意义不论，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单就这一点而言已弥足珍贵。文事其实和人事一样，断断不能缺的是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