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个神奇而神秘的世界。有谁能猜透其中所有的奥秘？又有谁能触摸到它真正的源头？于是有人认定，唯有上帝，才能创造语言这一奇迹。在语言世界中，诗性语言更是扑朔迷离，它那时时变幻的容颜，那摄人魂魄的魅力，在令人赞叹，令人惊异之余，不能不再三催人思考：语言是什么？诗性语言又是什么？ 一、诗，“人类的母语” 语言并非是上帝恩赐于人的。语言是人创造的，又是与人同时诞生的。当人创造了语言，人才真正成其为人。从此，语言伴人一起成长，成为环绕着人的、不可或缺的“空气”，人不再裸露于自然之中，而是首先生活于语言世界，透过语言同自然打交道。语言成为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中介，成为人学会思考的出发点，也因此成为人类文化创造最初的范型。从这一角度看，语言即文化之母。 语言作为文化的母胎，它孕育着诸如逻辑、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科学等等人类文化。与此同时，语言自身也日渐发展演化，并从最初的原始语言孵化出种种特征、功能各异并日渐专门化的语言。诗性语言即原始语言演化所结出的一个硕果。 不少西方学者依据语言从具体逐渐走向抽象，从感性化逐渐走向逻辑化这一过程，提出诗性语言是语言发展的低级阶段、诗性语言即原始语言这一见解。 维柯从大量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发，率先作出这一论断。他指出： 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的诗人。这个发现就是打开科学的万能钥匙，它几乎花费了我的全部文学生涯的坚持不懈的钻研，因为凭我们开化人的本性，我们近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到，而且要费大力才能懂得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诗的本性。我们所说的[诗性]文字已被发现是某些想象的类型（imaginative genera），原始人类把同类中一切物种或特殊事例都转化成想象的类型，恰恰就像人的时代的一些寓言故事一样……这些想象的类型（寓言故事实质上就是些想象的类型）都凭一些最活跃的想象而形成的。在推理能力最薄弱的人们那里我们才发现真正的诗性的词句。这种词句必须表达最强烈的热情，所以浑身具有崇高的风格，可引起惊奇感。（注：维柯：《新科学》（上），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0—31、200页。） 按照原始人的诗性智慧，每一事物都被想象成神的实体，它们像人一样有感觉和情欲。譬如天神约夫又小又轻，可让鹰背驮着到处飘荡，海神坐着一辆车子在波浪上游弋，地神则骑在狮背上奔驰……原始时期，“最初的诗人”就是这样把一切事物看作有生命实质的神，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注：维柯：《新科学》（上），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0—31、200页。）。这类寓言故事也就成为诗性语言的词源，成为隐喻。 18世纪中叶以后，语言起源问题引起了欧洲学者的热切关注，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专门设奖，征求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赫尔德就此提供了他的著名论文《论语言的起源》。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雄辩地阐述了语言是人凭借内在的力量：“悟性”创造的产物，而非上帝所赐。同时，他承继维柯的见解，认为在最早的语言中，整个自然就是神，事物则是众神，是行动的生灵，因此，语言——众神的名字——自然充满着感性生命力。赫尔德以他特有的激情和睿智阐述道： 最早的语言不就是诗歌成分的汇集么？诗歌源于对积极活跃的自然事物的发声所作的模仿，它包括所有生物的感叹和人类自身的感叹；诗歌是一切生物的自然语言，只不过由理性用语言朗诵出来，并用行为、激情的生动图景加以刻画；诗歌作为心灵的词典，既是神话，又是一部奇妙的叙事诗，讲述了多少事物的运动和历史！即，它是永恒的寓言诗（Fabeldichtung），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情节！（注：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4页。） 不像维柯那样直接从人类智慧和思维入手来探索语言的起源，赫尔德是从更为原始的心理内容；情感，开始他的思考的。他认为，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肉体所经历的强烈、痛苦的感受，激扬昂奋的热情，都会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现出来。这些“自然的声音”虽然已不再是人类语言的主要成分，不是人类语言的根茎，却是滋润根茎的树液。随着人的心灵力量的发展，人能够从经由感官蜂拥而至的大量感觉中分离出一股流向，将注意力集中于它，自觉地加以观察，进而区分出它的一些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凝聚到事物发出的声音上。这第一个被意识到的凝聚着特征的声音就是心灵的词。与词一道，语言就被发明了。由于人与周围所有的事物建立了密切关系，所有事物似乎都在对他说话，都在为了他的利益行动或与他抗争，而他则对它们作出强烈的情感反应，以人类的方式尽情展开想象，把人的特性投射给事物，一切事物都因而成为具有人的情感欲望的神。古老的词汇就是“发声的众神”。这些由古老的词汇构成的古老的语言，由于渗透了人的激情，集聚着事物的感性特征，并因拟人化为众神而具有神秘感人的力量，因此，古老的语言就自然成为“诗歌成分的汇集”，成为诗性语言。“语言越原始，抽象的东西就越少，感性的东西则越多。”（注：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61页。） 赫尔德的这些论述代表了18世纪中叶和后叶启蒙主义及其后的一种流行观点。诸如卢梭、布莱尔、威廉·达夫、弗格森、蒙博多等作家、学者都倾向于把语言起源与诗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努力从原始语言中揭示诗性因素。（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123页。）即便到了20世纪，这种观点仍在海德格尔、卡西尔、马丁·布伯、诺思洛普·弗莱、雅克·马利坦那里得到继承和阐扬。例如，诺思洛普·弗莱着重从神话和原型研究展开他的论述。在弗莱看来，文学形式完美与内容令人置信这两种要求总是相互抵触的。因此文学形式有着更深远的根源，它不可能来自生活，而只能源自文学传说，归根结底来自神话。正是神话最激烈、深沉并反复地触动了原始先民的心灵，凝缩、积淀为心灵底层的原型并主宰着作家、诗人的创作。这一观点不仅与维柯相关，而且直接来源于荣格。荣格在批判弗洛依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原始积淀和原型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杰作之所以为全人类所接受，被视为沟通人类心灵的共同财富，就因为它建基于远古形成的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艺术创造来源于被神话想象赋予了形式的原始经验，这种原始经验“把一切能够到手的东西抓住，在把它们向高处提升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看得见的形式”（注：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6页。）。其如何转化为语词表达，在荣格看来，必然的途径是象征，弗莱则从更为基本的语言方式提出解决的思路，这就是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