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是当今社会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所谓体制化，实质上指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管理部门在对物的方面实行量化管理和在对人的方面实行韦伯所说的科层化制度的一个结果。在这种体制化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荧屏上乔丹为阿迪达斯球鞋摄制的广告，他的那个飞身一跃又侧身扣篮的动作，可谓美妙绝伦，但这一扣篮永远也排不上乔丹篮球生涯的美妙瞬间的范围，因为它不是在篮球比赛的实战中作的扣篮。这里，比赛尤其是正式的职业比赛是球员考绩的基本方面，而非比赛的场合则不能作为考绩依据，这就是体制化的实质。也就是这种体制化，一个人即使博览群书，但没有经过一个教育部门来确认，这种饱学就不能有社会的肯定；反过来一个人即使学业平平，基本不读课堂教学之外的书籍，但教育部门的考试评定中成绩合格，则也可以有一种学术资质上的证明。体制化是社会由人治进入到法制，社会管理由经验方式转为制度方式时的必然产物，在此意义上它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是，任何社会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许体制化对于文艺活动方面的影响就是这种代价的一个方面。 一、文艺活动体制化的涵义 文艺活动的体制化，就是指文艺活动被纳入到体制中，它是根据体制的要求来表达、产生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活动的理想化目标即对美的追求，对人情感的抚慰，对人心灵的关怀等，都被置于一种附庸地位，甚至是被遮蔽的。这种体制化作为普遍的趋势、状况是现代以来的产物，但它的萌芽却是在古代就已出现了。 鲁迅先生就文学起源问题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早先的文学是人们在劳作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如大家抬一块大的木头，为了协调动作，就有人喊“杭育杭育”，它再配上一种曲调，就成为了当时人们的诗和歌谣。这当然是对古代人们生活状况的一种推测，不过它在现今的未开化民族的部落生活中可以找到相应痕迹。在鲁迅先生所说的阶段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设想在部落中人们不是在劳作中，而是在劳作之余或工作的间隙，用唱歌、讲故事的方式来消遣娱乐，可以设想部落中的老人已失去了强壮的体魄，他们不再同年轻人一起扛木、狩猎、耕作，而是在家看顾孩子，他们既是为了自己的消遣，也是为了承担一份家族的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用多种方式，包括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给下一代人，实现一种朴素的教育工作。在这里，文艺成为了家族繁衍、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作为人的群际认同的基本范型，它是有着体制化因素的，正是在体制化方式中，文化才有一种坚实的外壳，并且才便文化通过直接言说和影响人心理的方式，铸造着该文化各个个体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大体而言，文艺的体制化经历了几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 文艺体制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书面文学的兴起。在书面文学中，改变了以前口口相授的文学传达方式，可以使文学的影响和流传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在经历了若干世代后，还能够保存下来。书面文学在大大便利了文学传播，改进了原先口头文学的简单性之后，它也对于口头文学有着根本的改造。罗兰·巴尔特指出，“所有写作都表现出一种与口语不同的封闭的特征。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1]（P443）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讲述者与听者之间都有口语作为共同的联系纽带，讲与听双方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而在书面文学的表达中，写作的人采用文字来传达意思，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处在失声的状态，因为读者的任何提问，反诘都根本不会在书页上留下痕迹，假使读者在书页上批注，那么这也基本上是给自己看的，起到阅读提示、总结和备忘的作用，大多不会再对作者产生影响。在书面写作的表达中，读者作为接受者，没有带上自己相近的一个世界来面对文本，他象是被抛进了文本之中，不能有着自己的依峙。还有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用该种语言的人都能参与到创作中，而在书面文学兴起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识字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写作和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写与读二者关系中，写作又处在更高的位置，它是古代社会“三不朽”的内容，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当写作被誉为一种有永恒价值的行为时，与写作有关的阅读行为就只不过是一次对于该活动的“朝圣”了。在这一阶段体制化的主要表现在于，它给文学的写作活动赋予一种崇高感，然后又将作者个人并不都能承受的道德感、社会责任心赋予作者。作者在执行这一使命时，往往只能处于“受命”之后为圣人“代言”的境地。 文学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同“文学出版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文学出版制度是从广义上而言的。它产生的一个参考日期是以1755年的一次事件为标志。当时英国作家、批评家约翰逊博士给一位贵族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自从在剑桥大学辍学之后，就走上了为报刊撰稿等文字工作的路子。他在筹备编纂《英语词典》时曾向一位贵族发出了赞助请求，但遭到冷拒，几年之后，约翰逊已成为英国著名作家，他的《英语词典》也已接近完成，于是该贵族向约翰逊表示可以重新考虑赞助一事，但约翰逊写了一封信作出自己的回答： 阁下：自我登门侯见并被逐出大门至今，已有七载；在此期间，我在一种现在无需抱怨的困境中继续工作，并且在孤立无援，耳不闻片言只语鼓励话，眼不见一丝善意微笑的逆境中，终于把词典编到出版指日可待的地步。[3]（P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