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13-09-01 引用格式：李伟.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607-614.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5-0607-08 在那个“给老师送礼”的年代，史学领域曾风传过一首讽刺陈寅恪等老辈史学家的打油诗，中云：“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援庵公。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1]4 这里所谓的“理论”专指马列主义，公、老等敬称是代拟的讽刺，表示用此称呼的人太落后，被此称呼的人则根本不配。更具历史意味的是，“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一语，竟夺了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三边互动”)的先声，成为1980年代以来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绝妙写照。以马列主义一统新时代之学术的大势和威力，终使自那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辗转到了“史料考证”这一不太需要“理论”时时莅临的纯粹领域，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味”日益淡减，几成了史学的道场。① 这正好应了畅行久矣的“跨学科研究”的景。“跨学科”本身值得提倡，关键在于“从哪里跨”、“跨到哪里”、“什么时候跨”以及“怎么跨”。康德曾告诫，在我们对本门学科固有之本性无知或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就贸然“让各门科学互相跨越其界限时，这些科学并没有获得增进，而是变得面目全非了”[2]11。不论是史学因其“诗性”的当代凸显而面临“史即诗”的学科尴尬，还是重又借陈寅恪所倡“诗文证史”理路而来的重材料考辨且迷恋“原意”或“本意”的“诗即史”的史学化理路，都把文史关系逼进了乱境之中，不免都有“面目已非”之虞。如此，对“史学理解的文学化”和“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这两种极端倾向，进行哲学反思并给它们以“正位”就显得尤有必要了。 诗中有史：陈寅恪的诗学实用观 逻辑上看，诗史间的关涉有二：诗中有史和史中有诗。“诗中有史”是个非常古老的诗学观念，除孔子“诗可以观”和杜甫“诗史”美称外，《本事诗》《唐诗纪事》和各种索引派算是最典型代表，后者亦可称为“以史解诗”。细按之，“诗中有史”和“以史解诗”尚有取径之别：前者由“诗”及“史”，目的在“史”，欲从“诗”中寻得“史”的素材；后者由“史”及“诗”，旨在从“史”的角度析解诗文。但二者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根据则相同：诗文和史作都来自特定的历史境遇，借歌德之言，它们都是“世界的奴隶”，要受“世界”(nature)的规约。“世界”成全了的，复又限制之，限制则又激起超越，诗与史就在这种限制和超越的张力中被创生。 孟棨《本事诗·序》交代作文动机：“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触事”二字实为序眼，正透露出其理论机栝所在。孟棨的方法论实属“以史解诗”一路。“触事”即是物感，“以史解诗”的理论根基正是中国古文论的“物感说”(事感说)；《本事诗》和各种“红学索引派”——远如蔡元培、近如刘心武——则是这种理论不无精彩的批评实践。 由“诗中有史”，既可向后追溯其理论基础为“诗可以观”和“物感说”，又能向前延展于文学实践而得出“以史(事、古典、今典)解(证)诗”“诗具史笔”的欣赏和批评策略以及“以史入诗”的创作方法。“向前”所得之欣赏、批评和创作等启示都还以“诗”为中心展开，若以“史”为中心，就会得出陈寅恪所倡于诗可谓实用的结论即“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和“以诗证史”虽皆从“诗中有史”即“诗人写诗，必定和时代息息相关”[3]13这一认识论前提和“物感说”这一理论基础得来，但一个诗家立场、一个史家眼光，却也泾渭分明。 文学研究当是多元的，史学的与诗学的(艺术的)是其中重要的两种，正如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然就文学之为文学而言，艺术研究则是基本且根本的，史学的研究自可按其认定的理路深掘下去，但如把这种史学理路推广至极且认其为圭臬，致使文学研究见“史”不见“文”，那就名不副实了。陈寅恪晚年极尽“诗文证史”之能事，其意在“史”不在“诗”亦确然无疑，实与文学研究无涉，只重开“用诗”一途罢了。这种“实用”的初衷，使得陈寅恪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元白诗”这类纪实性较强的诗作(客观诗人)，而无法对李白、李商隐、李贺这类诗人的诗作(主观诗人)也作如是挪用，是为“以诗证史”之所短。就元白诗而言，陈寅恪之“以史释诗”所关切的，主要还在诗之“什么”即内容和“为何”即动机上，而鲜及“如何”即“诗艺”“史才”[3]17-18也因之被他列为诗人必具之品质。②故他对《桃花源记》之“纪实”一面的研究，就需与“寓意”一途划清界限，这对文学研究而言实在只能说是“旁证”——此非谦词而乃实情。[4]188“诗文证史”的方法于文学止于“旁证”，陈氏对之亦早自知③，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方法穷尽了诗学的真谛。《元白诗证史》课程中，他开门便说：“此课属历史学范围，不多涉及文学，不过有时也要提到文学方面的内容。”[3]13《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的1944年8月，他曾致信陈槃：“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5]231晚年陈氏在《柳如是别传》中亦自谓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6]3，缘起。陈氏一生与文学有关的研究，究其实，探其衷，多是外部研究，这是无疑的，也是自认的；故于陈寅恪那里，并没有多少在其后继者那里才表现出来的“诗即史”及“诗学即史学”的极端倾向必须予以斥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