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后完成，不是作者写作活动的结束，而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而且这种接受活动还不止于一人一代，而是包括所有参与作品接受的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是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莎士比亚”。是这些读者的接受活动，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使作品在这种再创造活动中，得以由作者所提供的“文本”，真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史，毫无疑问，文学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文本”创造的历史，同时也是经由文学接受活动的再创造，使这种未完成的“文本”，一次又一次地被“具体化”为“作品”的历史。中外文学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创造和认定，也是经由文学接受活动的这种理解和阐释的再创造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外文学经典的重释，原本就是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这一条理由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作为一个文学研究问题的提出，还有它自身的一些特殊理由。众所周知，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新文学的阐释和评价，也要寻找新的价值标准。这种新的价值标准，在新文学发生之初，无疑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所标示的价值取向，尤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潮的人道主义和科学、民主等启蒙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具体的社会人生价值观念，更是这期间的文学接受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这种以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为主导价值的文学接受活动，在对早期新文学的阐释和评价中，奠定了以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同时也赋予了这些文学经典以特定的思想文化特质和文学艺术特质，并以此构成了此后不同时期的文学接受对五四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评价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文化转轨中，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新的价值标准，虽然并未公开遭遇再一次的“重新估定”，但却由于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很快便代之以从五四的激进主义思潮中生发出来、同时又受到苏联直接影响的一股更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所标示的价值标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于是取代了人道主义和科学、民主，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尺度。以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经典，也便由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左翼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与五四同出一源，又由于左翼自身的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的调整，以及作家的文学创作实绩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期间的文学接受并未完全放弃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价值标准，而是以接纳“同路人”的策略和对艺术本身的看重，使某些非左翼作家的创作获得了一个充分自由的文学接受空间，诸如巴金、老舍、曹禺这些新进作家的创作，于是这期间也便在一个主要是以一批非左翼的批评家为主体的文学接受群体（尤其是京派批评家）的阐释和评价中，开始步入现代文学经典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学，实际上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分野，同时也为此后不同时期对这些文学经典的重释，隐伏了一种历史的机缘。 与此前各个时期不同，上个世纪40年代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活动，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自觉的经典化意识。这是一个较之30年代更具本质意义的文化转型时期，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确立的新的文化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要决定抗战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选择，同时也要影响中国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因此，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延座讲话”为指针的文学创作，就不仅止于达成某种现实的功利目的，同时还要实现一种崭新的文学理想，即创造出一种超越前此时期乃至也超越五四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型的文学形态。从事这种文学创造本身，无疑已先在地具有一种经典意味，故而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无须与前此时期已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比较思想和艺术水准的高下，在这期间文学接受的阐释和评价中，一开始便被提到了一种经典的地位，成为这种新型的文学形态一种划时代的标志。此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实践这种新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为标准，阐释和评价其意义和价值的；也是以此为标准，衡定其经典化的可能和程度的。自赵树理的小说以后，从《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民歌体的叙事诗，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莫不如此。这一经典化的过程，无疑既包含有对五四新文化的主导价值的继承，如科学和民主，也包含有对五四新文化的主导价值的某些超越，如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尤其是在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中包含的一种“中国化”的核心理念，在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暗含了中国和西方、革命和启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的极端发展，同时也造就了新的文学重释的历史机缘。这种新的文学重释活动，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极端政治化的影响，扩大和加深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学接受中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取向的分野，使之由一种共时性的并行不悖的存在，发展成为一种历时性的互相取代的关系。此后某些时期对上述文学经典的重释，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除鲁迅以外的五四以来的文学经典的全盘否定，和“文革”后对这些文学经典的恢复评价，包括此后在“重写文学史”的名义下乃至以其他的名义对这些文学经典的重释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文化递嬗和相互否定的历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