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本的积习已深的读者（以及作家和出版家）来说，宣布识字不是一件毫不含糊的好事可能会显得有些荒唐。然而，有关它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智能的评价，对于理解书写如何抹去了艺术而且似乎以不易为其觉察的方式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和辩护者这一点来说，却是一个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识字的心态”只是人类过去的一小部分成员的特点，而且继续只是今天活着的少数人类的特点，因此从这个特殊而例外的出处对“艺术”、“存在”、“认识”或“终极现实”提出的看法也和它们试图挑战或取代的意识形态或元叙事一样是片面的、错误的、自大的和专横的。我将指出，由识字而产生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实际上包括西方哲学）是文字中心的，正像前哥白尼的世界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一样。做一次深呼吸，把眼光放远，可以使我们对最让人困惑难解的一些后现代忧虑做出更清晰也更少一些自我关注色彩的再度审视。 识字的反常 可能会让我的很多读者大吃一惊，不过我还是想指出，数千年来，人们并不阅读和书写但仍然能够完全地生活并且过上完全的人类生活。自从现代人（Homo sapiens）作为一个物种出现以来的4万年间，有大约1600代人（以25年为一代）。其中的1300代，我们是作为狩猎—采集者和游牧者生活着，同和欧洲人接触之前的澳大利亚土著或很多美洲本土部落不无相似之处。只是其中的300代，绝大多数人类才变成定居的农耕者；只是从大约公元前7500年以来，我们才居住在村落、城镇或城市之中。而且，尽管书写是大约公元前4000年（150代以后）被发明的，但直到字母表（而非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或音节文字）发展之后，阅读才能成为人们而非祭司或抄写员之类的专职人员的一项技能。这些人当然也要用数十年来学习大量的符号和记号。祭司与抄写员并不像我们这样用他们的技能来获取知识或者得到阅读的快感：他们用阅读和书写来保存记录或者为了维持和强化权威的意见。 在其九分之八的历史中，人类根本就不会阅读。直到500年前印刷术的发明，即只是20代以后，阅读和书写才开始在一般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并不从书本上学习，而是多半通过口头的、对话性的传授。）因此，在可信的1600代中，只有大约20代人在理论上有机会去学会阅读和写作。当然，实际上，这些潜在读者中的绝大多数，即使在识字最为普及的西方，也从来没有机会成为实际的读者。 用字母识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清晰性”，它似乎提供了不用费力去解释而立即和直接接近其对象的途径，很像一幅用单点透视法创作的画，似乎提供了认识真实世界的一个窗口。一旦被掌握，字母文字就“融化”了而阅读就显得自然而然，尽管产生阅读材料的技能根本就不是自然的。作为言语的语言是自然的。它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天生的、基本的。每个人，即使绝大多数心理有缺陷的人，也能学会说并且理解口头语言；这种能力是在我们的基因中被编码的，而且我们的大脑被进化来和口头交流一起活动并且在口头文化中发挥功用。但是，阅读和书写却并非如此，很多儿童发现难以学会读写，它们需要脱离语境，这对心理自发的工作方式来说是很不自然的。要学会阅读，心理必须接受再训练。 把“口头”文化即无文字的文化和“书面”文化即有文字的文化加以比较是富有启发性的。当然，纯粹的口头文化和纯粹的书面文化都是抽象名称：在从来没有一种书面语言的那些族群和像我们这样或多或少需要用识字来充分参与社会并且多年训练识字技巧（还有阅读、书写和学校教育的伴随物如抽象、量化、分析、效率、预想）而且使之成为第二天性的族群之间，存在某种连续体。在两者之间的是这样一些社会，其中的人们学会了基本的阅读技能——例如，足以阅读一本圣书。阅读和书写的技能常常包括学会非本人母语的一门语言（如中世纪时期的拉丁语，或者如今在前殖民地国家中的英语和法语）；同样屡屡出现的情况是，阅读和书写并没有渗透到社会活动中，而是像西方的中世纪时那样，仅仅留给牧师或官僚的一个精英阶层。事情往往也是这样，一个高度书面化的社会中的任何个人都将参与各种或多或少是书面化的交往和活动之中。 不过，尽管口头—书面连续体的两极是人为的，但由此可以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对比和比较。首先，口头交流是亲自的和直接参与的。说者与听者必须面对面或至少相互邻近，可以有一种分享的体验。可以假定他们有共同的知识和期望，所以很多都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多东西可以不必考虑，而且如果听者不明白，她或他还可以要求澄清。相反，书面语言是非个人的和超然的。书写者不能认定共享的知识，所以他们必须在一个说话者含蓄的地方明晰；在一个说话者粗心的地方精确和小心；在一个说话者罗嗦的地方简明扼要和惜墨如金。书面语言主要是严格按字面来解释的，与符合逻辑而且条理清晰的说明或论证有关。口头语言是生动的、使用很多习语的，至少和促进社会交往以及准确而明白地传达增长知识的信息有关。 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这些差异反映在这两种类型特有的社会类型和人群类型之中。在口头社会中，分析和质疑是不被鼓励的——实际上，这在能写能读的意义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一个人得有一个可以被重读、核对、比较、思考、分类和解释的文本。因此，人们依赖传统和权威——它们通过谚语、民间故事、仪式化成规等等手段被保存下来——来指导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对这些文化宝藏的有效性的态度是肯定和信仰的态度。由于整个族群都被联合在同一种信仰或世界图景之中，其特征是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个人沉浸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而不是希望他们主要依赖于自己。这种世界图景就是人类学家杰克·古迪（1987）所说的“意味深长—怡然自得”，和文字社会的“机械—有序”形成对比。在后者中，知识取代了信仰，一种冰冷的、非个人的、理智化的精确理念取代了温暖凌乱的感情主义，对相对的、暂时的、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的接受取代了确信和承诺。事实上，现代性不可能发生在没有高度识字水平的社会之中（参看托德，1987；汤森，1988）。这大概是无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