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和苏联两国探索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落后不发达国家选择的不同于常规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的主要资源是来自西方又超越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它没有现成的直接经验可循。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马恩阶段主要还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形态，到了列宁阶段，才由纯理论的形而上思辨逐步走向了具体的社会实践。而此时——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四五十年代之交，苏联和中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它们对文学文化建设的思考带有明显的实践操作的色彩，较之纯理论思辨更复杂也更具探索性的特点。当然，中苏两国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同质文化，在这一社会文化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的特殊阶段，它们的实践和探索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或一致之处，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沉痛的教训，并且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彼此以后的整个当代文学的创作。 本文限于篇幅，主要探讨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初期的文学组织制度的建设，通过它们异同互见的认识和实践的比较分析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主要是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具体论述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独特的运作思路及其曾经有过的丰富深刻的历史经验。需要说明，这里所谓的文学组织制度，当然是指中苏两国创建的“作家协会”这样的实体性的组织机构，但同时也包括对这一组织机构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党最高领袖和垂直接受其领导并贯彻实施的文学职能部门这样两个层次。严格地讲，建国初的中苏文坛及其作家组织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它们彼此的沟通协调或矛盾碰撞，构成了巨变时代社会主义文学异常丰富复杂的景观。 一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开始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同时，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艰巨任务。通过建立政党制度来实现对国家政权和思想文化的有效掌管，是现代民主和法制国家的主要政权形式。中国与苏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国家文化主体的领导地位，在有关文学组织制度的制订、运行和规范等方面都直接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20年代的苏联，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破坏的国民经济，苏维埃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文艺相应也变得日趋活跃，团体林立，论战不断。列宁认为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在理论上，他也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应该“领导”艺术的发展并且“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1]。在实践上，列宁除亲自领导反对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和其他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外，还先后设立了“中央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会”这样的党和国家的文化领导机构以及“苏联作家协会”这样的文化团体。在十月革命发生不久，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还提出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并使之逐步形成一个严整的、复杂的制度体系。 需要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尽管其他政治领袖和理论家在如何实践领导的具体方针、步骤及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这一基本原则方面则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如布哈林便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有着“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性权利”[2]。托洛茨基提出了评价文化问题的“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并且肯定前者的优先性[3]。斯大林时代更是如此，在苏共中央不仅设有一个领导文学艺术的“专门小组”，“专门小组的工作实际上决定了苏联文学以及整个苏联艺术后来的发展”[4]。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实践深受苏联的影响，加上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建国初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就更高度重视文学组织制度上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不同时期领袖人物的共同追求。当然，在这方面讲得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毛泽东。 作为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与列宁一样，毛泽东从来不单纯地就文学制度谈文学制度，而总是站在政治—经济—文学三元一体，站在巩固“新生事业”（政权）并与之协调的高度来确立和设计包括组织制度在内的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因而毛泽东对文学制度领导权的理解和要求，并不像列宁那样复杂。列宁在讲文学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之后，他同时强调了“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而且在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他也没有将他的“党性原则”作为唯一的尺度予以强调，这从他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相比之下，毛泽东则主要是从政治效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要求文学及其组织制度的。因此，他更加意识形态化、政策化，更多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作用），而较少涉及文学的内部规律，较之列宁更适宜于将文学及其组织当作政治批判的武器使用。毛泽东提出的“文武两个战线”，尤其是把“文化”当作一条“战线”来看待的思路和说法，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既然“文化”是一条“战线”，那么它就不能不讲批判和斗争，不能不讲服务和服从。 毛泽东也就是基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效仿苏联，批准设立了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这样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并亲临成立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以后他也一直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在新成立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内部，他还着手进行以来自延安为主导的作家身份和地位的重新确立工作，通过国统区、解放区文学状况的“等级”判断以及相关观念的清理，从组织上落实了领导者；同时又发动一系列的文化大批判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断地对作家队伍实行监督和控制。这种做法，尽管在新旧两种文化形态的转换中是难以避免的，但它毕竟给当时及后来的当代文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