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把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乌古斯传》、《江格尔》、《玛纳斯》等纳入中国文学史框架，关于中国无史诗的习惯性看法发生了变化，但往往又说汉族文学无史诗。其实，《诗经》里就已有《生民》、《公刘》等史诗篇章姑且不论，现代亦有名副其实的史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孙毓棠的《宝马》。 《大公报·文艺》副刊对《宝马》十分重视，第318、320期两次透露将刊载历史长诗，1937年4月11日，第322期以整版篇幅刊出760余行的《宝马》全文。此前，即筹划重点推介，请作者撰文谈写作情况，同时把校样送出，约请诗坛先进就此诗的艺术及史乘予以评论。1937年5月16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36期刊出冯沅君的《读〈宝马〉》与孙毓棠的《我怎样写〈宝马〉》。冯沅君以作家的体验与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学养来审视，认为史诗有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精博的史料，丰富的想象，雄厚的气魄，据此来衡量，“《宝马》确是首新诗中少见的佳作。这可以说是史诗”。孙毓棠适于作史诗，虽然关于史实的细节方面并非不可质疑，但对于“作者的想象力与气魄则只有欣羡与赞叹。”左翼文学界也肯定《宝马》在当时“史诗创作方面”“算是仅有的硕果”，“北方新诗人”中“国防性”长篇叙事诗“优美的收获”及代表作。这部“当年与曹禺《雷雨》、何其芳《画梦录》一样驰名的文学精品”，1939年9月与作者的另外36首诗作一并收入题名为《宝马》的诗集，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列入“文季丛书”出版。 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大陆的文学史叙述中，《宝马》却是默默无闻。倒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颇为之悠悠四十年竟默默无闻而鸣不平，称赞它“带着丰满而新鲜的民族的色与香，又焕发着西方史诗的神采与风格”，是“中国文学吸取消化西方文学之后的结晶”。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里，司马长风把《宝马》放在文学史的流脉中予以充分的肯定，称之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唯一的一首史诗”，“《宝马》打破了中国没有史诗的寂寥；但不能用‘物以稀为贵’来评断它的价值，它确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写一首近八百行的史诗，竟也做到字字细致、句句精巧、行行谨严，这真是鬼斧神工了”。在这一点上，司马长风把《宝马》与“由精美的寸造积成的宏大，所以美不胜收”的《红楼梦》作类比：“写史诗，不但要先证解史实，并且要考明风习，衣饰，要有文化史风俗史的功夫，并且要究明和体会古人的境遇和心情，经过层层学术的劳作，然后再把生硬的资料，赋予血肉灵魂，写成精练的诗。史诗所以特别尊贵，原因在此。《宝马》特别值得赞颂，原因也在此。” 新时期以来，《宝马》逐渐进入了大陆文学史界的视野，先后被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新诗选》第二册；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第14集《诗集》。唐祈主编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与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也都列入《宝马》条目。1986年，卞之琳在《〈孙毓棠诗集〉序》中，说“孙毓棠受闻一多影响显然最深，俨然像实现了闻一多似曾想写古题材长诗的部分愿望”，《宝马》“一片五光十色，炫人眼目”。1989年初，唐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设想》，在批评极左思潮的宗教性狂热泛滥成灾时，指出“还有些达到高水平的作品也一直没有得到文学史家的承认，如孙毓棠的》《宝马》，可以说是新诗中迄今为止艺术成就最高的史诗型叙事长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没有几首值得肯定的叙事长诗，只有冯至先生很早写过几篇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诗作。解放区也有几首民歌体的叙事诗，如果与《宝马》放在一起，叫现在的读者来评论，我看《宝马》的艺术水平是该数第一的。而且，《宝马》作为史诗的主题，也决不是毫无积极意义的，……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现代文学史提到它。”唐湜为《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执笔的鉴赏文，再次称赞“诗人以历史家的冷静、深沉的气度勾描了汉天子的长安都城，更抒写了战争的曲折进展，西域诸国的人情、风俗，刻画了十分广阔、丰盈的历史图卷，应该说是自有新诗以来最光辉的史诗。……构思宏大、气势雄豪、文采富丽更是新诗中少见的”。但唐湜的文章有两处史实上的错误，一是把《宝马》说成是1934年写成，二是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连载。 饶有意味的是，在上述文章中对《宝马》予以好评的卞之琳、唐湜是诗人，把《宝马》作为名篇的两部辞典的主编唐祈与公木也是诗人。直到20世纪末，在大陆200多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极少数文学史才简略地提到《宝马》，但留有种种遗憾。如《中华文学通史》，在肯定《宝马》“用长句铺写宏大的、酷烈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等长处的同时，也重复了司马长风的史实舛误，说《宝马》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大陆文学史界的隔膜与淡漠反映出对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质认知不足。究其原因，一则与曾经流行多年、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文学史叙述的“左翼主流论”有关；二则题材上“厚今薄古”；三则诗论传统重抒情而轻叙事；四则这部长诗意义非常复杂。就目前所见来看，对其思想意义大致有如下五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