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并主办的“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6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参加协办本次研讨会的单位有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美国芝加哥大学《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以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出席研讨会的60多位正式代表分别来自欧洲、北美、南美、澳洲的十个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会议期间，一大批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希利斯·米勒、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主任林赛·沃特斯，以及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主编（包括《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南大西洋季刊》SAQ，《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易卜生研究》Ibsen Studies等）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对话。会议讨论了下述几个议题：(1)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2)建构一种阐释理论：东方与西方；(3)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4)从中国的视角阐释西方文学；(5)从西方的视角阐释中国文学；(6)文化翻译和理论批评阐释；(7)文学文本的语象阐释；(8)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重新阐释；(9)后殖民及流散文学的重新阐释；(10)面对文化研究冲击下的文学理论之未来前景。会议由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主持。以下是会议代表发言的要点综述。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西方与中国 在开幕式后的首场大会发言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王宁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在会议之前刚刚被聘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詹姆逊（杜克大学）在发言中旁征博引，讨论了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赛伯精神”(cyberpunk)，或直译为“赛伯朋克”。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乌托邦的想象和意识形态建构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詹姆逊认为，赛博朋克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崭新的形式特征，于1984年突然成熟地、全副武装地出现在一个毫无戒备的世界上，这就是威廉·吉卜森的小说《新传奇作家》(Neuromancer)。现在，我们在此需要面对的第一点就是赛博朋克这个表达方式，它显然是在《新传奇作家》发表的前一年左右生造出来的，几乎即刻就被用来指称所有科幻小说作家，其中最著名者只有吉卜森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Sterling)。这个日期说明了它与电脑的广泛应用的联系，实际上，个人电脑的时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朋克”一词的生造显然是想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与朋克音乐表面上的社会边缘性联系起来，与其他以年轻人为主的时髦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们拒绝传统行为、服装和礼仪的等级划分，而热衷于花样繁多的牛仔服以及与滚石乐和毒品有关的文化习惯和装束。朋克既是风格又是内容，而在造就一种朋克生活方式的同时，这种造就本身也成了一种朋克形式，它或许比以前的任何东西都新奇而不同。詹姆逊认为，赛博朋克的确标志着科幻小说的一个新时刻，一个新时期的端倪。它至少是新的电脑时代的基本的文化和艺术表达之一。但是，当我们回想起电脑对全球化和世界规模的网络的新经济学所起到的重要的转化作用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赛博朋克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因此倾向于以任何方式把这场新的艺术运动与所谓的后现代性等同起来，与各种各样的艺术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与现已成为传统的一套现代价值等同起来，与现代的各种传统等同起来。詹姆逊的发言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和广泛讨论。 作为首场大会发言的中国学者，王宁在发言中则从文学修正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在西方文化翻译和文学理论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他首先指出，现代性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且又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那么它又是如何十分有效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呢？这大概和一些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革命先行者的介绍与实践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介绍与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完成的，当然这种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述，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和阐释。因此从翻译文学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形成和历史演进无疑是切实可行的。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和林纾等新文化和文学先行者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它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和问题，但它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使之“欧化”进而“现代化”。可以说，通过文学翻译，我们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同样，通过这种超越字面意义而具有广义的文化特征的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加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这正是全球化进程应当取得的积极成果。它的产生对在全球语境下重新书写世界文学史无疑是一种促进。与会的西方学者对王宁的发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期待着能早日读到这篇即将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英文论文。 鲁晓鹏（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结合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对全球化本身的状况作了描述，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当代不可避免的一种环境。但全球化不仅是货物、商品、工业、计算机软件以及资本的跨国界流传，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也包含着情感的结构和身体与心理的政治，因此他在发言中所分析的是一种“全球政治生物学”。对于全球化的这一维度的分析至少在中文语境下尚属首次，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强烈兴趣和反响。希利斯·米勒（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则通过对康拉德写于一百年前的小说《诺斯周莫》的细读得出结论，除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外，《诺斯周莫》还是对第一世界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世界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施行的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之邪恶行径所作的雄辩而有说服力的控诉。理解我们全球化时代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去阅读这部恰好在一百年之前所写的这部旧小说。米勒的论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