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丽荣,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中日两国由于受社会本位、整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东方伦理的影响,两国都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和传统。但是两国的爱国教育思想还是有其各自民族的特色和差异。例如两国爱国教育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不同;两国爱国教育的由远至近与由近至远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国的爱国教育与民族危机的关系的差异,即日本的爱国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既与振兴民族、富国强兵思想相关联,另一方面更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征。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则往往是与救亡图存、摆脱被侵略奴役的悲惨命运相关联。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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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同受东方伦理的影响,中日两国都有着社会本位、整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传统,因而都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有着很大差异。

      一、日本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脉络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明治维新的推动力主要是“王政复古”的理念,在此思想的支配下,明治政府于1872年4月发布《三条教宪》,作为神官和僧侣的说教, 三条是“体察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1]而文部大臣森有礼更明确主张国家要对国民进行为国家富强服务、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强调为了能在与各国竞争中获胜,小学教育既要培养读、写、算的能力和健康的体魄,又要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因此,他把天皇制国家作为教育理念的中心,以在日本养成忠君爱国的精神为最终目的。他认为“无地无极的万世一王”的日本传统和“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才是“构成一国富强之基独一无二的资本,最大的宝源”,[2]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品性教育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森有礼把国体视为至高无上,所谓“应盛国风之教育。国风教育是彰明国体,辨明日本国民应保持的品位资质,自然生出忠爱慎重之念”,所以井上毅评价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国体教育的主义”。[3]

      日本1890年发布著名的《教育敕语》,更是将其教育中心思想规定为培养“忠良臣民”,其意在于“修为孝悌忠信之德行,巩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以备不虞之变”。[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这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端,如文部省1937年3月发布的《国体之本义》作为改革教育的基准, 认为天皇即国体,万古不变,因此“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扬克忠克孝之美德。此乃我国体之精华”,[5]进而把“忠君爱国”、 “忠孝一体”作为“臣节”。战争期间在教育方面继续强化皇国主义教育,各种学校的教育目的都有“归一皇国之道”(国民学校)、“修皇国之道”(初中、高中)、“基于皇国之道”(大学)等表述。各级学校都要成为磨炼“皇国之道”的场所;在教育内容上,极力灌输皇道思想、神国思想、“东亚及世界”等内容,把原来的修身科“忠孝一体”的公私道德融合说,改为强调“忠一体”的国家道德,把“用生命全忠”作为“第一孝行”。[6]

      总的来看,战前日本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发展的总目标,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本无可非议,但是当这种教育思想在战争中成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工具,成为教化臣民精神的武器之时,就成为既给世界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灾难的糟粕。

      即使在战后,日本文部省对战前的这种国家主义体制及其理论基础的“国体”观和军国主义思想所带来的严重灾害仍然没有深刻的认识。尽管在美国占领军的压力下,日本进行了教育民主化的改革,但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有反复。1951年美国出于冷战全球战略的需要,把日本武装作为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由原来的民主改革转为扶植日本武装。这些变动都给日本教育思想界带来消极影响。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政府开始加强旨在进行以“爱国心”教育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同时加强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推行新的国家主义教育政策。首相吉田茂在1952年9 月开始明确表示要把“爱国心”作为重整军备之精神基础的思想。他说:“在教育方面,必须通过万国之冠的历史、美丽的国土等地理、历史教育来培养军备的基础——爱国心。”[7]这表明日本爱国心教育的方向仍然是指向试图恢复战前的国家主义。接踵而来的是文部省官员提出各类试图恢复战前道德教育的思想和做法。如文部大臣天野贞佑于1950年10月7日提出了希望在学校的节日活动上升“日丸旗”(太阳旗)和齐唱“君之代”的主张。在其《国民实践要领》中一方面说“真正的爱国心是与爱人类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却说“我们拥有作为独自国体的天皇,天皇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因此,我们必须敬爱天皇,尊重国体”。“我国国体的特长在于一贯悠久的历史上拥有天皇”。这显然是对前面所说的“爱国心与爱人类相一致”的否定。实际是狭隘的爱国心的教育立场,就是企图复活战前国家主义、皇国主义的阴魂。这种明目张胆的主张,因为过于敏感,所以遭到了日本朝野的一片反对声。尽管如此,但他主张的恢复传统、强化爱国心教育思想还是得到政府的支持。在现实中,还是把“象征天皇制”的“天皇”、“宗教”和“国家庆祝日”等作为重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中得以贯彻,狭隘的爱国心教育落到了实处。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日本政府更加重视爱国心教育,提出“具有纯正的爱国心”,“具有对象征的敬爱之念”,认为任何人和民族都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正确的热爱国家就是要忠诚于国家;而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象征天皇所代表的实体就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统一。所以爱日本国,就要爱日本国的象征——天皇,虔敬天皇与敬爱日本国是相通的。一句话就是强调“热爱国家就是热爱天皇,敬爱天皇就是热爱国家”,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爱国心了。一直到1989年的课程改革中,还在规定把中小学入学式和毕业典礼上升“日丸旗”和齐唱“君之代”作为一项义务,目的还是为强化国家观念而实施爱国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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