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取向作为一种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色”，仍然浸染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中。本文着重于讨论传统的政治与伦理、功用性、无为、泥古等价值取向，并分析它们在教育研究中的现实影响。 一、政治与伦理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的表现 （一）传统学术中的政治与伦理取向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刘勰的“原道宗经”，到韩愈的“文统”，白居易的“为时为事”，以及宋明理学的“文以载道”，关心国事、政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态度在学理思想中的反映；反过来，积极寻求政治认同也被视为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正当的途途和最高的伦理，“学而优则仕”是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的和最终的归宿。这种追求被固定为一种习惯化的学术取向逐渐由显意识渗入潜意识之中，成为不动声色地支配读书、求学、研究的内在控制力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大一统国家。政治大一统或政治专制与意识形态的专制、思想的专制、文化的专制往往相为表里。因此，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就成为“正确”或“真理”的拥有者和相应标准的制定者、解释者以及社会思想、观念合法与否的最终裁决者，质疑、批判或争论、论证不仅不重要，而且，也没有可能。接受和传承既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发展和创新倒成为次要的事情。 另外，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理想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方面反映了积极的“救世”倾向，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兼善”与“独善”，即在社会与个体、至上与至下、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之间极大的情绪和责任的两极跳跃，一旦不能获得“兼善”的机会和成功，便由第一种状态向第二种状态不经过任何中介地急遽滑落。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一旦有实现社会价值的机会，又可以很快从“自我”主体状态转换成“社会”主体状态，“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1]。 学理上的政治和伦理追求，与大一统政治和文化高度契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学术史上极其牢固的以“政治”口味和伦理原则作为首要标准衡量学术价值的思维倾向，这与“宁愿获得一个因果关系，而不要波斯王位”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十分不同。 （二）在教育研究中的表现 1.形成了以“方针、政策阐释”、“某某思想、理论注释”代“思想创造”的中国式的学术研究范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学术研究中“救世济穷”的精神并不总是处于充盈状态，但以政治思想、政策注解为定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却一直绵延不绝。 2.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式的”的理论命题，如，“教育为......服务”，“教育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等，为中国的教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问题域和问题，并且产生了面向这些独特问题域和独特问题的独特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 3.以政治为定向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思想和思维控制必然引起“反控制”力量的对抗，控制与反控制、政治依附与追求自由和独立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如以个体、群体和社会，以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轴心的一系列命题或隐或显地贯穿整个文化发展历程，虽然个体对自由和独立追求的力量强度没有壮大到可以与主流思想相对抗，但却成为后世新理想追求赖以汲取营养的一种珍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资源。在较近的历史时期，专制与自由两股对抗力量的“缝隙”中产生的一些针对这种“紧张”的教育命题和论域，即反映出这样的追求，如：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教育的社会发展价值和个体的发展价值的统一，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的统一或教育社会价值实现的“中介”等，这些都是对单一政治取向的反动，也可以算做其产生的“副产品”。 二、功用性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的表现 （一）传统学术中的功用性取向 “子罕言利。”[2]而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故而，中国自古有“超功利”的文化传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义道不计其功。”[4]但是，在相反的一方面，古代中国人在追求伦理、社会知识或者学说时，虽然没有“个人的”、“物质的”功利色彩，却含有强烈的“社会的”、“伦理的”功用倾向，“知以致用”，追求“知”的结果的“有效性”——或“治国平天下”、或“修身养性”，或“利国”、或“利人”。中国夏书上说：“正德、利用、厚生”，知和德、利是连在一起的。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5]一切是否可实施即在于视其是否有利有用，有利则行，无利则止。韩非说：“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前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6]判断一个人、判断一种学说，唯以实效定是非；客体的知识和对主体的功用紧密关联，追求知识时首先考虑是否有应用价值，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几乎是不存在的。 功“用”性追求向两个纬度上发展，一是在时间上的无限延伸，虽经万世而价值不减——陆世仪有一段很典型的话：“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所谓“天下后世公共之物”，就是永恒的圣学或其理。[7]也就是说，虽然天下有兴废存亡，但还是有一种经世致用的“圣学”或“真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是空间上的无限拓展，天下万物同出于“一理”，变化是表象的，而决定变化的“理”或“道”是同一的，因此，在此一领域的“道”与“理”放到其他领域也一样通用，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