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舒新城将他的教育史研究论文汇集成《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他在《序》中写道：“我怀疑中国何以要改为工业革命后的新教育制度，我怀疑这种教育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十五年前，我曾为此疑问读过一些书，请教过一些人，但不曾得着明确的答复。民国十年而后，因为经验的驱策，很想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个适当的解答。”[1]（P849）这字里行间分明透出了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对中国新教育发展的忧患。因忧患而欲从教育史研究中寻求答案，这于是引发了我对舒新城教育史研究取向的探索兴趣。 一 舒新城大致于2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他首先所进行的工作是收集史料，1926年他初步完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收集工作，该书共4册，按“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体例，192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25年发表《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小史》和《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小史》，1926年发表《近代中国幼稚教育小史》和《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并出版了《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发表《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和《三十年来之中国教育》，1928年发表《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1929年发表《中国职业教育小史》，并出版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31年发表《中华民国教育小史》，1932年发表《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和《近代中国教育思想概况》。舒新城的原意是先进行专题教育史的研究，除上述专题外，还想进行高等教育、教育行政等小史的研究，然后再着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的撰写。但因进入中华书局后忙于编辑事务，无暇及此，舒新城最后于1936年将有关论文汇集成《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 为什么是在这一时期舒新城将他的学术追求转向了教育史研究？ 一个重要原因：时代使然。20世纪20年代的中期，曾经热闹一时的中国教育界归于沉寂。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的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开阔了眼界，但那些曾经风行一时的移植性教学实验，如自学辅导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等在经历了一阵如火如荼的喧嚣后大都偃旗息鼓了。面对喧嚣过后的冷寂，中国教育界似乎开始缓过神来，开始反思几十年的中国新教育究竟在走一条怎样的路。其中一个结论，诚如庄泽宣所指出的，这些实验“形式虽新而精神却旧，课程虽变而教法依然。整个制度，既不适合于儿童的生活，又不合于本国的文化。”[2]（序）那么，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教育改革之路在哪里，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成为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求索的主要目标。 这种求索是艰辛的，而途径又是多元的。指斥新文化运动导致教育逐步沦落为私人、党派、教会之工具者，如余家菊、陈启天、李璜等，又重新树起国家主义教育的大旗。他们以“确立国格，发展国华，陶铸国魂，拥护国权”为标榜，强调教育为国家之工具，教育发展应遵循国家至上之原则，通过国家观念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弘扬，以造就具有共同理想之国民。力行平民主义教育者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批评与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诱导乡村人“流为高等乞丐”[3]（P297），强调新教育的中国化必须依靠最深厚最强大的社会现实力量，那就是农民：“要中国有希望，须乡下佬有希望；要乡下佬有希望，须乡下佬识字、受教育。”[4]（P230）他们身体力行，切实开展着农村教育运动，以创造一种中国教育。从事高等教育者也在反思古代书院精神以弥补现代大学之缺陷。毛泽东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蔡元培对此创意“欢喜得了不得”，特地郑重向教育界推荐，“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欤？”[5]（P11）胡适于1923年底应南京东南大学邀请作《书院制史略》演讲：“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6]（P197）梁启超则希望采前代讲学之遗义而变通之，在新式学堂实行自由讲座制。这些探索虽然角度不同，途径各异，但却有一个共通的指向，那就是希望依据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基探索新教育中国化之路。 这种指向又恰好与当时学术界先后兴起的东西文化论争、社会史论战等遥相呼应，促使教育界的一批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也因此促成了民国时期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到来。[7]（P16-19）例如，余家菊有感于各学校因缺教材而不讲中国教育史，“致学者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更无所谓识古以通今矣”，于是有志于编著中国教育史。[8]（凡例）王凤喈强调：“研究教育史的第一目的，就是要了解现在的教育思潮、教育实施状况及其来源。”[9]（绪论）周予同说得更直白：“老实说，对于教育倘没有历史的纵向的观察与社会的横铺的检讨，是不配来主持实际教育事业的。”[10]（绪言）他认为：中国70年来的新教育就是一部模仿西洋教育的历史，而“救济这病态的模仿，只有先从事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教育史的研究就是社会认识之一种切要的方法。”[11]（导论）姜书阁认为：“我们要想改进中国的教育，应当先明了中国近代的—尤其现行的—教育制度，研究其发生之故与嬗变之迹，然后就实际情形，求其症结所在，而谋所以改进之方。”[12]（自序）陈青之则索性宣称，研究教育史的目的就是“以备今后研究教育者应取何种途径的一个指南针”。[13]（编前语）20世纪20-30年代，教育界在中外教育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其实正是这些学者在探索新教育中国化的一种参与方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