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百年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丰富起来的。中国教育史学科所取得的种种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众多学者、专家辛勤耕耘的结果。但是，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百年学术历程，有许多问题仍需学界展开进一步的探讨，特别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本质、原则、目的、对象、范围、方法、范畴、功能、评价尺度以及书写形态等等。就学科建设的理论角度而论，中国教育史研究者首先应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与基本原则有一个清晰而恰切的认知。倘若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与基本原则这一具有根本性价值意蕴的理论问题模糊不清，势必会影响整个教育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于此，本文拟就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与基本原则作一初步探究，以充引玉之砖。 一 中国教育史研究以中国从古至今的教育制度、教育生活和教育思想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但不能认为有了从古至今的教育制度、教育生活和教育思想的历史事实就有了中国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它以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现代教育学、心理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杜成宪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有了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对中国教育历史的专门研究。前者出现在1904年颁布并实施的《癸卯学制》以后，学制规定在学科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教育类课程中，均设有中国教育史课程；后者出现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最初是在《教育世界》等早期教育杂志中出现了由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教育史单篇论文，而由黄绍箕创意、由柳诒徵完成的《中国教育史》是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论著[1]（P2—3）。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不可能也不会有上述科学意义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那么，中国教育史研究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这是所有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认为，要阐明这一回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就学科视阈而言，中国教育史研究是现代教育科学和历史科学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交叉科学，具有“跨学科”和“边缘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教育史研究是一门现代教育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相结合的基础性教育理论学科。由黄绍箕提出设想而经柳诒徵完成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五卷），即其显例。杜成宪总结该书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贡献有二：其一，初步确立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即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之以社会教育，兼及选举制度，全书重点在西周官学制度和春秋孔子的私学。提出教育制度的研究范畴为教育宗旨，学校制度，国学与乡学，大学与小学，学制与入学年龄，学年与入学教育，教育与处罚，视学，学校、教育行政与教师，女学与胎教，学校教育内容，并运用体育、德育和智育范畴研究教育的实施过程。其二，划分了先秦教育的发展阶段，即周以前的教育、西周的教育和春秋的教育[1]（P7）。这个评价不但点明了中国第一本教育史论著《中国教育史》的学术影响，而且切中了中国教育史研究是现代教育科学和历史科学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学科特质。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中国教育史研究是现代教育科学和历史科学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交叉科学，并非是教育学的原则和历史学的现象两者简单的糅合，而是侧重于历史学视阈，以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具体研究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嬗变的源流，深入探讨古代、近代以及现代史上的教育、现象、规律、原理和方法，进而阐释中国历代优秀的教育传统资源，揭示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发挥作用。 其次，中国教育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色彩极浓的学术研究，它的建立和发展是现代社会科学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反映。高度分化意味着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研究和实践是有差别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分支教育学科最为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中华民族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历史事实为对象与范围，以学校教育历史为主，兼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历史，具有自己独特的专业研究领域；而互相渗透则意味着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彼此影响的存在，中国教育史研究必须充分重视与社会科学之中邻近学科或互补学科的专门研究之间的关系，充分吸收和运用在这些学科的学术成就，尤其要善于借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各种先进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教育史研究应把现代教育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相结合起来进行。这一特性同样在由黄绍箕提出设想而经柳诒徵完成的《中国教育史》（五卷）有着鲜明的体现，诚如杜成宪分析的那样，《中国教育史》（五卷）对中国教育史研究方法的贡献是：其一，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和社会科学方法。全书对西方学者如康德、黑格尔、甄克斯、斯宾塞等的论著均有征引，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病理学等学科。研究孔子教学法则与赫尔巴特之“五段法”相比较；研究史料缺乏的中国远古教育，则是引用澳洲、琉球、秘鲁等地土著风俗材料和当时对猩猩语言的研究成果。其二，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运用。全书广征先秦经子史集及清人戴震、阎若璩、阮元、汪中、焦循、章学诚、段玉裁、孙诒让等人的考据成果，长于字词训诂，求溯本源，几乎无一说无出处。考定明堂，考定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五学，考定“教育”，均有见地[1]（P8）。 平实而论，百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之所以硕果累累，取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正是与不断借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各种先进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