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一个争讼不休并无定论，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难以统一的全球性教育难题。也许，换个视角，可以将这一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一视角的核心是作出如下追问：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实质是什么？笔者以为，无论是教育的国际化，还是教育的本土化，乃至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其实质都是一个，这就是：教育的合理性。 为了讨论方便，本文设定，教育的国际化或本土化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教育实践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二是教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上化。 教育的国际化：事实还是价值？ 毋庸置疑，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是一个真切可触、席卷全球的客观事实。导致这一事实的根据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这不仅是“地球村”内市场、信息、时空的融合与分享，更多的可能是文化、理念、思想、行为的沟通与融合。作为特殊文化的教育，在这种国际化大潮中要想孤身其外，无异于“揪住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顺应这一大潮，至少表明了中国教育加入国际化大趋势不愿成为“边陲人”的渴望。 值得深思的是，教育的国际化是否只是一种事实？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中，教育是否只是表现出某种顺应？是否只是被动地为国际化的大潮所裹挟？显而易见，国际化不只是教育、也不只是中国教育对自己面临的发展环境所作的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对发展趋势所作的价值判断。国际化不只是一个事实，更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道理很简单，如果国际化只是一种事实，那么，顺应这一事实或为之所裹挟的教育国际化就很有可能流于这样的逻辑：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如此，结论就是：教育国际化不只是一个事实，更应当也必须是一种价值，是在教育所面临的新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面前所作的行为反映和价值选择。 教育的国际化，既是“必然”的事实，也是“应然”的价值。因此，教育国际化的合理性，就存在于“必然”的事实判断和“应然”的价值选择的辩证互动之中。要作出这种确证，需要进行的理论追究是：教育是否可能、是否应该充分国际化或完全国际化？从教育理论及其研究的层面考察，这一追究必须澄清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国际化是否有其限度？显然，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限度，都不可能完全国际化。一般而言，理论是文化与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西方教育理论是西方学者以西方社会的特定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以特定工具或方法进行抽象和检验的结果。教育理论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有着内在的完整机理与循环系统。当我们将国外理论“拿来”时，如同对有机体进行分离，除非有充分合适的生态条件，移植的机体因子才有成活的可能。而现实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既有的文化、思维、心态去理解、吸纳、应用外来的教育理论，其结果很容易产生“抗体”，出现“排他性”与“并发症”。国外理论的移植有一个异地生长、不断磨合的过程，并非可以直接借鉴。况且，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原理，西方教育和中国教育对许多基本问题的理论预设迥然不同。既然完全的教育国际化并不存在，教育国际化的合理性就不能不表现为在顺应客观趋势基础上的能动选择。 第二，国外教育理论的准确、完全的移植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同样包括两方面：一是有没有可能穷尽国外的教育理论？在浩如烟海的国外教育经典以及不断生成更新的教育理论面前，毫无疑问，人们难以穷尽其每一个角落。片面强调“穷尽”的结果只能是，其触角“触摸”到多深多广的国外教育理论，其研究就止于多深多广。这样，“借鉴国外”就不能不与“一孔之见”或“窄狭的国际化”存有相似之处。二是有没有必要穷尽国外教育理论？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只要本土教育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就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穷尽所有的国外教育理论。况且西方人也无法断定自己的理论具有完全的普适性，不少学者到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研究，就是试图进行理论的再测试与再验证。这一现象在台湾、香港早已存在，早期西方学者到香港、台湾所做研究大致如此。 可见，顺应教育国际化的客观事实，并不表明就是国际化，更不是合理的国际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教育国际化的合理性建构的关键和难题，不是顺应潮流，而是在国际化的大潮面前作出合理的价值选择。 教育的本土化：情结还是理性？ 尽管“教育本土化”同样具有多元的概念界定，但有一点是基本的，这就是明确意识到任何教育必定是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只有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获得自身的生长与发展。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本土化的合理性根据是什么？大致说来，本土化的主张可能源于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出于情结，一是出于理性。本土化的合理性存在于情结与理性的关系之中。 “情结”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指被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注：《辞海》缩印本第871页。）这里笔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情结”界定为：出于对自我家园的某种眷念和执着而产生的矛眉、冲突乃至痛苦的情感。具有这种情结的人深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教育国际化的大潮已经涌入，教育不与国际接轨已断不可能，但是，固守自我家园的主观心态又对国际化表现出种种迟疑与冲突。这样，当“本土”与“国际”冲撞时，必须抛弃的难以舍下，必须接受的难以吸纳，内心充满矛盾与抵触。于是便产生一种痛苦的情感，担心教育的国际化不仅会使教育迷失本土教育自我生长的方向，而且会使之远离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成为盲目漂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应该承认，在教育国际化的大潮中，本土化“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保持教育的民族特色和民族自尊心的情感动力，如能适当运作，也可能成为有效扼制生活殖民化、地位边陲化的“防火墙”。但是，要特别警惕，这种源于自我忧患的情感，很可能演变为一种感情的本能显现和自发表露，从而将教育导向非合理性。因此，面对本土化的呐喊，必须作出的合理性追究是：教育的本土化到底应当是某种情结的体现，还是一种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