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3/57(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1)02-0010-06 随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整个社会制度的巨变，各种社会—教育思潮纷纷涌现。其中最有影响者，首推前俄罗斯总统教育顾问、前俄罗斯教育部长З.Д.第聂伯罗夫的那个以“社会化”取代“国家化”的激进思潮。该思潮源于第氏（第聂伯罗夫的简称，下同）的“社会自由主义”并在其《“昨天”与“明天”之间的学校改革》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1]。(pp.173～209，366～416) 该思潮涉及几个关键概念：教育的“国家化”（государствлснис），教育的“解国家化”（рэ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с），教育的“非国家化”（нс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с），教育的“社会化”（общсствлснис），教育的“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在第氏心目中，教育的“国家化”是苏联时代的产物；教育的“解国家化”是俄罗斯面临的改造任务；教育的“非国家化”意即从所有权到经营权均脱离国家所有；教育的“社会化”即青一色的社会办学之意；教育的“私有化”也就是私人办学，它属于社会办学之一种。第氏对以上这些概念作了如下文字游戏：解国家化＝社会化，解国家化≠私有化，非国家化≠私有化…… 下面按几个标题予以具体考察。 一、关于“社会的解国家化” 第氏为了论证“教育的解国家化”（рэ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с образования），他首先立于社会大背景而论证“社会的解国家化”（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снис общсства）。他的论证如下： 现代化过程不仅是全方位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造，而且首先是社会本身的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进种中，社会的性质本身也发生着变化。社会日益摆脱国家，从国家政权统治之下解脱出来，实行解国家化。社会获得自我意识和表达这种意识的手段。社会形成着独立活动领域及保证这种活动的机构。发达的公民社会是社会意识（социум）的一种特殊的、处于国家之外的存在形式。国家已不对它施加控制性影响，相反，国家自身经受着社会的经常性压力。其最终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性质成为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在社会因素发达的国家里，社会确定国家应成为什么样子，而不是相反。 俄罗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最悲剧性的矛盾，就是未完成社会对国家桎梏的摆脱。这种未完成性同时就成为俄罗斯现代化过程本身遭破坏的结果，又成为其原因。这是一个由“上面”（即国家）推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权当局不想跟社会相互作用，或只在一定时间内和明确规定的范围内才沟通社会。俄罗斯社会现代化之不成功，俄罗斯以前的改革之不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受到国家的奴役，而这种国家注定要落后。为了克服这种落后性，社会就应获得解放，应当感觉到、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 在俄罗斯最近的历史上这种意识的“闪电”曾于1991年8月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日子里闪现过。它的成果就是俄罗斯极权主义的覆灭。但在像俄罗斯这种“国有化的”国度里，社会的解国家化过程、社会的公民成熟过程不是简单的和速成的。俄罗斯社会还需不少时间，以便最终懂得，不是社会为了国家来存在，而是国家为了社会来存在，以便消除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价值本身的观点，以便把国家只视作受社会支配的手段，视作服务于社会的手段。今天仅仅起步的这个过程既在社会自身上、从它的“国家化”心态上遇到了阻碍，也遇到了来自国家方面的阻碍，主要是来自官吏阶级方面，这个官吏阶级不愿交出自己的权力阵地。这个进程越开足马力，它就越受到官吏们的抵抗。最后，当社会尚未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限制住政权当局及其机关的活动范围之前，便不可能把它们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 第氏本着以上“解国家化”和“社会化”的根本观点转而对俄罗斯的“改革”提出了他的理论构想。它写道： 有三个基本的改革脚本。第一个，俄罗斯传统上的：国家是改革行动的缔造者和基本主体；社会只是改革行动的客体和建筑场地；改革从“上”至“下”、从国家到社会予以展开，并往往有损于社会。第二个，比较文明的脚本：国家和社会作为权利平等的改革主体，国家和社会合伙开展改革，用必要的机制既保证这种合伙关系，也保证社会的利益，开端于立法和代议制的权力机构活动，结束于地方自治和职业社团活动。第三个，真正文明的脚本：国家充当社会的公仆。 接着描述道：在俄罗斯改革的起跑线上，在政权与社会渡过不长的“蜜月”之后，采纳了第一个脚本。大概，它对当时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曾要求表现出强硬的、国家的、政治的意志，以便完成不流血的反极权的革命，以便消除以前制度的政治中枢——党的独裁以及它的经济、社会、活动基础本身。 转而描绘道：俄罗斯新宪法的通过应当是这个阶段的路程的终点。往下，国家自身本应全力启动社会的积极性，按第二个脚本开展改革，并逐步过渡到第三个脚本。但这未能出现。开初诞生的社会设制在新宪法通过之后化为了泡影。政权当局重新自我封闭和隔绝于社会。而这是它的绝大错误。结果造成了它的周围的社会真空，造成了“执政党”在两轮(1993,1995)竞选中的危机。 至此第氏立于“高参”的架势出谋划策：(1)他提醒说，政权当局应当毫不延误地对上述教训作出相应的结论——把自己的利益和努力跟社会的利益和努力结合起来。(2)第氏警告说，今天俄罗斯孕育着报复；但这完全不是命中注定的、某种“钟摆法则”的结果，而是政权当局失误的直接后果，是它不善于从这些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作出相应结论的直接后果。(3)他论证说，在作结论时，不应局限于“社会保障”观，因为改革的社会性质，改革的社会方向性，绝不是纯“社会保障”范畴，不是政权当局给予以“社会施舍”；这是通过社会本身的力量并为了社会的利益来进行改革，此乃改革的社会特性和动力所在。(4)他开导说，眼前方向是，建立社会与国家在开展改革这件事情上进行有效的相互协作的必要机制；长远方向是，创设最佳条件和前提，以加强社会对国家机关的影响，并使这种影响成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影响，最终使国家机关于处于社会的监控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