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代汉学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不少研究者从乾嘉学者书院不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的言论入手，得出反对科举取士制度是汉学书院的一贯宗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中对书院“专重经史，不及制艺举业之书院”[1](P456)大加赞赏。如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提出：“（阮元）坚决地将时文帖括拒之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门外，……这个根本宗旨既是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批判，也是对书院教育进行的重大改革。”[2](P892)该书还进一步提出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下，19世纪中后期的汉学书院也是以反对科举为主要宗旨的，“（湘水校经堂）把八股帖括从书院的教学内容中彻底排除出去，从而使新思想、新学术能在书院中有立足之地。”[2](P914)然而，在科举制度依然是读书人仕进的最为主要的途径的现实条件下，加之乾嘉汉学的逐渐式微，汉学书院能否保持与科举制度完全绝缘，并以此作为与考课式书院区分的主要标志？这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学术问题。 一 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和学者扩大了汉学书院的影响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教师和肄业生徒往往在多所书院讲学，使乾嘉汉学影响的地域进一步扩大，据有的学者统计，学海堂的学长和生徒共有40人次执教过23所书院，地域涉及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3](P84)使其影响的地域远远超过汉学的昌明期。如曾任诂经精舍主讲的谭献应张之洞之邀，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蒋益澧、钟谦钧创建菊坡精舍，延聘学海堂学长陈澧为院长，“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4](P267)不少教师和肄业生徒按照诂经精舍或学海堂的模式改革旧有书院。杭州诂经精舍高足、曾经为学海堂评定课艺的钱仪吉晚年主讲河南开封大梁书院10余年之久，仿照学海堂对大梁书院的教学和考课方式进行了改革，生徒称其“谆谆以通经为多士勖，严立课程，考其殿最，至今果行堂遗规犹为士林模楷也。”[5](P176) 有的主讲和肄业生徒还亲自创办以研习考据学为主的书院。如诂经精舍主讲黄体芳任江苏学政期间，仿诂经精舍之制创办南菁书院，该书院编纂、刊行的《皇清经解续编》，汇集了清代中晚期汉学研究的精华，南菁书院亦因此被视为晚清乾嘉汉学的重镇，嘉道时期的洪亮吉、陈寿祺、钱仪吉、胡培翚等著名汉学家纷纷讲学于该书院。这些有着汉学背景的书院山长或者主讲基本上都是有较高科举功名的，钱仪吉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进士，[6](P505-506)黄体芳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6](P518)洪亮吉为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榜眼，[6]与十八世纪书院一样，科举出身不仅成为他们讲学书院的基本条件，而且还是谋取书院发展资源的重要依靠，如黄体芳就利用其江苏学政的身份创办了南菁书院。 不少地方官吏将仿效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作为改革书院弊端的突破口，纷纷创建专门研习经史考据之学的书院。笔者将道光以来地方官吏创建的讲求汉学的书院统计达32所，其中湖南3所、福建1所、江西1所、河南1所、河北1所、陕西1所、四川5所（其中重庆1所）、湖北1所、广西1所、贵州1所、山东1所、山西1所、云南1所、江苏7所、上海3所、广东2所、浙江1所。 从这一统计来看，乾嘉时期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和广东的汉学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流派。而这与信奉汉学的地方官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尽管我们从现有的史料无法一一确定他们的科举出身，但根据清代中晚地方官吏的来源就可以知道，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应是有举人和进士头衔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是科举取士制度为汉学书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具体而言，这些新创建的书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仿效杭州西湖诂经精舍的模式，专门研习汉学，而不教授科举之学。南京的惜阴精舍“仿西湖诂经精舍为惜阴书舍，延请山长，专课经解、诗、古文词”。[6]南昌的经训书院“于经解策论外，兼课诗赋，而制艺试帖，则专归豫章、友教各书院焉。”[7]晚清著名的汉学大师皮锡瑞掌教经训书院时，“以经史词章课士，不课八股，申明微言大义之学，……一时高才俊秀，咸萃经训书院，风气为之丕变。”[8](P78)广东梅县的崇实书院仿效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的章程，不考制艺，专门教授汉学，每季一课，考课的内容分经解经文、史学及杂艺和骈体及诗赋三类进行。福建的致用精舍与福建的鳌峰、凤池和正谊三大以从事八股文教学为主的书院不同，是一所专门研经习史的书院。四川成都的尊经书院以《学海堂经解》、《说文解字注》、《三史》、《四库提要》为主要教材，不教授制艺八股文。著名汉学家王闿运先后主讲尊经书院8年之久，以经、史、辞章教授生徒。为提高生徒的学术水平，他还设立举贡班，专门招收举人和贡生，重点培养他们研习经史的能力。[9](P6-14)阮元学海堂门生、湖南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之制建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内，招收岳麓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的优秀生徒肄业其中，采取“奥衍总期探许郑，精微应并守朱张”[6](P221)的“汉宋合流”的办学宗旨，教学分经义、治事、词章三科试士，“一岁四课，一季分课一经，因人而授之课程”，出现“多土景从，咸知讲求实学”的局面，[10]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湖南书院流为科举附庸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