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我们可将它纳入广义文化的范畴。实际上，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内一些发行颇广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如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高桑驹吉著、李继煌译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编著《中国文化史略》及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大多论及科举制。在当今学术研究和文物展览活动中，“科举文化”作为约定俗成的名词，时常被使用。但是，究竟什么是“科举文化”？它包含哪些内容？使用者所指不一，大多未做严格的界定。至于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的关系，深入探究者则更少。 从辞源来说，“科举文化”是由“科举”与“文化”二词组合而成。谁最早使用“科举文化”这一名称，目前尚难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应是在清末废科举及“文化”一词被赋予近代新义之后产生的，用以泛指与科举考试相关联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在1985年英文版的《宋代科举》一书中，就已经正式使用“科举文化”。他认为，宋朝开始形成普遍的科举文化。 “科举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刘海峰教授提出：“广义的科举文化是指因科举制的长久实施所形成和衍生的文化，包括注重考试竞争、读书做官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学优则仕的传统，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儒家经学、史学、文学、教育乃至社会习俗，甚至物质形态的科举文物等等”；狭义的科举文化是指：“与科举相关的经学、史学、艺术和文化遗存等。还有科举与科技的关系，以及学优则仕的价值观和追求公平的传统等等。”[1]笔者认为：“科举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广义上是指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相关的观念、制度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一统’政治观和‘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为导向，以公平竞争、平等择优为根本原则，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实践中，与传统文化中的经学、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和民俗等文化现象相交融，积淀了丰富的科举文献典籍及其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至于狭义的科举文化则专指与科举选土相关的观念形态的文化。”[2] 上述两种界定在表述上虽略有差异，但对于科举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是一致的。概括来说，广义的科举文化是指古代（包括近代转型期）中国及东亚其他一些国家所流行的选官考试的文化，其本质属性包括“选官”与“考试”两个方面。其中，“选官”体现了科举文化的目的，“考试”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二者相互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诸多领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科举文化既是仕途文化，又是考试文化，具有政治文化和教育文化的双重特性。从外延上看，历史上凡是与科举选官考试相关联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礼仪规范、学术文化和物质遗存等均属于科举文化。 “科举学”是以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专门学问或专门学科，它与科举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由科举学的研究范围、学科性质、研究目的及科举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科举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研究对象来看，科举学具有广博性。科举制延续长达千余年之久，逐渐推广到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及越南、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对儒学文化的传播和扩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对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也有直接影响。深入探索科举制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动因、特点，全面评价其地位与影响，必然要研究科举文化。科举学跨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管理学诸学科，具有综合性学科的性质，需要进行多学科研究。从文化学视角，吸收、借鉴文化学的观念与方法，拓展科举文化研究，是建立和完善科举学学科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科举学的创立，“目的在于将科举研究纳入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原来各学科的独立研究更加全面、更为深化，使国际上的科举研究进一步组织和拓展，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3]要真正达到这一研究目的，必须深入细致地研究科举文化。科举文化与科举历史水乳交融，不全面考察、分析科举文化，就难以认识科举制的本质。科举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其他形式的文化相互作用；其影响所及，已超越中华民族与科举时代的界限。总结、借鉴科举考试的经验教训，需要宏观的视野，从文化传统上辨析科举文化的利弊得失，自觉加以扬弃。由此可见，科举文化在科举学研究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 为了促进科举学的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科举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开展观念形态科举文化的研究。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研究相比，观念形态的科举文化研究属于薄弱环节。任何一项历史制度的创立与实施都是与一定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尚贤”思想、“大一统”政治理念、“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以及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是科举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举制度的演化过程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也强化了观念形态的科举文化，如：崇尚儒家经学的文化取向，注重公平竞争的考试文化传统，读书做官的教育观念，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等。至于科举制在清末的消亡，则是与西学东渐密不可分的。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理念的巨大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科举选士的标准、考试内容以及学校制度面临重大变革。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科举考试内容改革的迟缓，最终导致科举制的废除。科举考试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蕴含的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人才的文化精神，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是值得探析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