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特约主持人：田正平 教授 私塾，属“私学”一种，过去一直被称为“家塾”、“馆”或者“书房”，直到清末民初分官、私学堂后才有此名称[1]（p.31）。它主要分塾师自设的“散馆”， 官绅、商贾等延聘老师设立的“专馆”，以及由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开办的“义塾”。 清朝末期，一些把教育看作社会改良动力的有识之士积极推动科举制度改革， 建立新式学堂，推行新学制。维新人士对改革小学教育尤为重视，并主张实施义务教育，以期实现“使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2]（p.434）。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改良传统私塾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 一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传统初等教育一直主要是靠私塾来完成，人们对其多存有信赖心理。面对要取代私塾的新式学堂，人们在固有理念撑持下难免产生怀疑，甚至认为“开设新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也”[3]（p.44）。类似看法尽管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传统私塾教育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牢固地位。《粤教育界争废止读经问题》一文曾提到，当时民众“误会废止读经之条文，以为圣经贤传万无可废，硁硁然有抱残守缺之思，儿童父兄以此相要，顽固塾师以此相市”[4]，所反映的正是传统教育观念与教育近代化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 这两者矛盾发展到极端，导致各地出现了毁学风潮，如1909年、1910年，江西袁州、江苏宜兴、浙江慈溪等地相继发生乡民焚毁学堂事件。这些事例说明初等教育近代化起步之艰难，也说明私塾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承载者所具有的惰性。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私塾在客观上也有其继续生存的现实土壤。比如， 为方便学生求学，私塾一般就近设学；在时间上则不似学堂有严格的作息规定，且每日上学时间长于学堂，让民众觉得“实惠”。私塾所缴费用大大低于学堂，“学生入私塾每季纳修数角”即可，而“初等学堂学费至少须五角，多且一元或二元”[5]（p.21）。私塾通常也不像学堂那样，“有操衣费、运动旅行费、 听差节赏等之额外费”[6]，这就使许多“贫寒之徒，往往不问校之良否， 以收费少者为入学之视的”[5]（p.21）。 另一方面，当时小学教育的不完善，也为传统私塾教育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 近代意义的小学直到清末才发展起来，尽管类似性质的小学早就零星出现，如1878年张焕纶所办的正蒙书院（1882年改为梅溪书院，1902年改为梅溪学堂），1895年钟天纬在上海创办的三等学堂等，但小学教育真正大规模兴起还是在戊戌之后。1898年，清朝政府公布《定国是诏》，命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7]（p.422）。相应地，清政府还制定了建立小学的计划，特别是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小学的学制、管理、课程、师生等都做了统一规定，这也标志着中国初等教育走上了近代制度化的轨道。 近代小学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新建的新式小学堂， 如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之附属小学堂、上海龙门师范学堂之附属小学堂等；二是书院改建的小学堂，如杭州紫阳书院改为仁。和高等小学堂、甘肃凤林书院改为临夏县立第一小学校等；三是私塾改良的小学堂，如杭州宗文义塾几经改组，成为市立中正桥小学。这三者中，由私塾改良的小学占很大比例。正因如此，整顿、改良私塾，提高由私塾转化而来的小学的质量，成为晚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展初等教育的重要工作。但小学教育在创立之初存在很大困难：（1）经费缺乏。当时各地学堂大都办学经费紧张， 甚至无法正常运行，一些学校不得不发动学生“假舞台演剧，以博经费”[8]（p.11）。许多地方的小学还长期拖欠教员薪水，《教育杂志》载：“溧阳各学校自本学期（1929年）开学迄今，业已四月，教育局仅发出教费一月。”“苏州市小学教员自要求发清欠薪，未有圆满解决后，即于十一日（十二月）起停课索欠。”[9]（p.182）类似事件在全国多处出现。（2）办学模式落后。 许多小学教员对新式学堂宗旨及教育管理方法几乎从未接触过，更不用说在实践中运用，这使新学堂往往沿用私塾老办法，以致“门悬初等小学堂之牌，入视之，则十数儿童拥护一师，几案错杂，或读百家姓千字文，或读学庸论孟”[8]（p.11）。 庄俞在《小学教育现状论》中谈到：“吾见所谓小学教育者矣，教室也、教案也、教科书也、教具也、教员也，学校之能事，已毕。讲演也、批改也、训诫也、上课散学，教员之能事，已毕。进而求之所谓原理也、心得也、方法也、精神也，不曰无暇及此即斥为迂腐焉。”[10]（pp.34—35）这种名不副实的小学当然会受到民众诟病。（3）课程改革难。拿清末来说， 清政府学部规定，小学课程除修身读经等传统科目外，还必须增加诸如国文（必修）、算术（必修）、体操、图画、唱歌等课程。可当时人们对“各种学科除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外，如理科、图画、唱歌、体操等均诧为怪异，愕然不知其用意之何在，甚至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一若怨毒之于人甚深者”[6]。在这种舆论下改革课程，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1908年，李搢荣在调查武清县东北两路各学堂后，曾报告各村镇初等小学堂的课程。报告云：“体操有纪律而少精神。观其课程表，历史每周二小时，读经一堂，时间长至七十分钟（河西务村）。”“体操一科尚缺，闻系风气不开，学生父兄皆避（大域厂村）。”“学生十余人，皆面壁坐，仍用《三字经》、《四言杂字》等书（杨村）。”[11]（pp.279—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