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是生命(Leben)哲学的创始人，但对他的教育学理论人们往往较为忽视。事实上，他能够启发如此之多的弟子走上教育学之路决非偶然。他的教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文本中：《教育学史》（1890前后）、《教育学体系的基本线条》(1888～1894)（载全集第九卷）、《论普遍有效教育科学的可能性》(1888)、《学校改革与学校宿舍》(1890)（载全集第六卷）以及《心理学在教育学上的应用之讲演》(1893～1894)（载全集第二十一卷）。此外在大量精神科学论文中提到教育学理论与人物的不在少数，特别关于德国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如洪堡、苏维恩(Süvern)等人。 博尔诺夫(Bollnow)在第九卷出版前言中指出，狄尔泰教育学的基本思想在于四个倾向。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并延续了柏拉图与施莱尔马赫的传统，提出了整体的国民教育学的理念。其次是不同民族教育体系比较分析的思想，这是从对希腊教育、罗马教育与近代欧洲各民族教育的并置描述中提炼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关键点：各民族从英雄时代到文化时代的发展与出现科学反思的必然性。再次是重视教育的社会依赖性。最后，试图弥合教育学长期以来的分裂：依赖于伦理学的教育目的学说，依赖于心理学的教育手段学说。（注：（德）Wilhelm Dilthey: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Ⅸ [C].Verlag und Druck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and Berlin,1934.（简称为Ⅸ，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下同））Ⅸ，P4-6他的这些见解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在一切理论之前，现实的教育过程早已一再出现了，要统一理论，只有分析在教育现实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狄尔泰是在教育学的历史分析中寻找这些力量的，但在历史部分中已含有向体系的转向，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其教育学的总体布局可分为历史(Geshichte)部分与体系或系统(System)部分。 让我们先从历史部分开始。 在《教育学史》的引论中，狄尔泰首先论述了教育学史的普遍的基本关系：教育学与科学的不断进步之关系，与特定时代、民族的文化状况的关系，因此教育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包容了一切个体；而教育的体系分化为日益翻新的各种教育机构，它们通告了人类活动各分支的技艺；晚近形成的对教育本身的科学反思，亦即教育学的科学。在上述三层关系中又有一种普遍历史的基本关系同时在起作用。 按照这一总体框架狄尔泰在第一部分讨论了古代各民族的教育与教育学：希腊教育、罗马教育与教育学、基督教教育的开端。在希腊教育里，他首先论及了Padagogik一词的语言学起源，这就是paideia一词。该词本身有更为古老、复杂的起源，但它是作为希腊教育的特征而定型并延续下来的，是古希腊与希腊化文化的教育与训练体系：体操、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然史、哲学（注：后来到了基督教时代早期，希腊的paideia在拉丁语中称humanitas（人文学），是以神学为核心的基督教的高等学府的样本。paideia与enkyk ō i（完整的体系、领域）结合就逐渐形成了后世“encyclopaedia"（百科全书）一词。）。狄尔泰把paideia作为古希腊教育的核心理念。古希腊的第一个阶段是英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切民族共有的，人们关注的是战争与政治，科学尚不发达。但从英雄时代的某个时期开始，从对个体性优美展开的独特的想往中形成了偏重体操—艺术的教化。“……这样它（指paideia——笔者注）呈现为希腊的伦理风尚的成果，这种风尚并不出现于各个人的意图中，而是起源于总体的精神中。……paideia不是在限制性的历史连结下教育的普遍有效体系的实现，它是一种理想的实现，这一理想诞生于民族的伦理风尚中……”（注：（德）Wilhelm Dilthey: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Ⅸ [C].Verlag und Druck von B.G.Teubner in Leipzig and Berlin,1934.（简称为Ⅸ，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下同））ⅨP36在希腊古典文明衰落以后，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西讨，又在更大范围内把希腊文化包括教育活动播撒到东方各地。 关于罗马教育，狄尔泰是分两个时期论述的：共和国时代与帝制时代。罗马教育也经历了一个英雄时代，但它与希腊的不同并受其影响。狄尔泰比较了希腊与罗马的教育体系在起源上的不同建构，他指出在民族生命的深层中有一种构造性的力量，从这里才产生教育的理想与伦理(Ethos)。相对于希腊教育，罗马的更注重对一定的社会活动的实践的适应，强调进入历史意识中，这一历史意识广泛存在于家族精神、家族历史，法的秩序与国家管理中。 新兴的一神的基督教的因素早就在罗马帝国内部萌动，这在狄尔泰看来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阿派的教育理想与后续时代的真实关联就隐含于此。基督教义扬弃民族的界限，神的意志不应是外部的规范，而是本质的冲力，它在三个方面重新设定了教育中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就像父与子的关系；基督对神物与纯净之物的爱在孩童的本性中；牧师与年轻人的关系就象牧人与他的羊群。从罗马世界帝国的教育机构向早期基督教教育的转化，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保存着大量希腊的文稿。而在希腊科学与由古代人所建立的学校制度的影响下阿拉伯人的教学制度获得了发展。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君主国，再加上最重要的罗马—日耳曼各民族，这被狄尔泰称为中世纪三大文化圈，也是近代教育制度的三大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