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教育学中的师生关系重构

作 者:
杨晓 

作者简介:
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育学原理。(辽宁 大连 116029)

原文出处:
教育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当前由于教师权威的失落与教师角色功能的变换造成的教师价值危机,力求通过整合后现代教育学中有关师生关系的各种思想重建教师价值框架。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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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当前教师价值问题,源自于教师群体陷入教师角色危机的困境之中难于自拔的现状,以及对此现状的深层忧虑。那些原本支撑教师信念与言行的理论支点,在现代社会知识状态的变化中纷纷断裂,形成了质疑教师价值的历史际遇。而后现代教育学中师生关系的重构,是对教师价值重建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一、知识状态的重新定位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现代”一词指称依靠元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后现代”则被命名为经历了各种变化后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对元叙事的质疑是后现代思维的起点,它对知识状态改变的描述,具有相当真实的基础。在信息社会中,相对知识拥有者而言的知识外在化和相对知识消费者而言的知识商品化,导致了知识地位的改变。这种知识地位的变化在于知识成为了决定的因素和手段。“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1]的问题日益突出,反映出知识与权力的相关性更加紧密,“在信息时代,知识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问题[2]。”显然,在知识状态发生改变的过程中,知识对权力的依附性正在加重。但是,与此相反的是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教师权威却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以至于教师在知识方面的权力地位日益丧失。

      首先,知识外在化(技术化)是在由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发生的。因为,在信息机器中传播的知识,必须具备可译性条件。这就是说,把知识破译为信息量,使其操作成为可能时,才能进入机器传播渠道。而将各种知识转变为机器语言,是知识外在化的典型表现。这意味着从文本向视窗的文化转移正在发生,它带动着想象和认识活动的转移,甚至于导致人们接受世界并做出反应的方式的转变。这种通过机器传播知识迫使知识外在化的现实,对教师的挑战在于,相对知者而言,不论他处在认识过程的哪一点上,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与个人本身的形成(即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了。换言之,知识获取对教师与学生之间面对面传授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因此,职业教师在知识传递中的作用,因知识外在化而逐渐退居于次要地位似乎无法回避。

      其次,知识商品化是在知识价值形式变化中发生的。这是指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的状态。知识在这两种形式中都只是为了交换。知识不再是根据自身的构成价值或在人类认知领域的重要性而得到传播,而是被投入与货币相同的流通网络,成为了用于支付的知识和用于投资的知识。即一方面是用于维持日常生活而用于交换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优化程序性能而用于信贷的知识。知识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其交换价值的形成,支解了知识消费者对知识拥有者的价值认同,教师的知识话语权力在此过程中再度被转让。知识具有对于生产能力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正在导致世界权力竞争中为控制信息而战,其控制者不是教师而是形形色色的执政者、经营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地方和国家政府在制定其教育政策时对教师的经验根本忽略不计,教师的职责不过是将别人做出的决定付诸行动,“传递别人的邮件”而已。

      没有人能够轻意地改变知识外在化与商品化的发生状态,它引起教师在传播知识方面的次要化,以及教师话语权力的转让,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带来了教师的沮丧情绪;与此同时,“教师反对教育事业商业化和技术化的呼声,在另一方听来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尖叫”[3],面对这种危机,重建教师价值以摆脱危机至关重要。

      面对知识外在化的挑战,教师的出路在何方?知识外在化导致机器部分地取代了教师的功能。对于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但是,我们现在仍处于信息不全的阶段,优势就属于那个可以获得补充信息的人。网络信息时代,数据在原则上是具有一定知识的人都有可能得到的,但补充信息却无法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得,它取决于对数据的重新整理,即把互相独立的数据连接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的传递不限于传递信息,还应包括获得补充信息的能力,如果教师可能做到使教学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这种能力,而且还能促进学生这种能力的进步,那么就可以说教师接受并经得起知识外在化的这一挑战。

      面对知识商品化的挑战,教师的作为在哪里?随着知识商品化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商品化语境中人们评价知识标准的变化。“知识是否真实”正在由“知识是否有用”取代,这意味着知识的效用问题已成为决定知识是否可以出售的关键。求知者对知识高效能的追求给教师职业带来的压力决不亚于机器部分取代教师功能的压力。迎接这一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培养各种能力的教育是否可以彻底排除培养各种理想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教师仍有不悲观的理由。恰恰是人类的理想是知识有效性的决定力量。知识性能的增加取决于“想象”,(这里的“想象”仍然是指整理互相独立的数据的能力)只有那些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才真正能在市场竞争中占居主动。换言之,就选择而言,知识所处的社会决定了知识判断的基础,知识的主要角色是充当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批判的、审思的或阐释的知识来直接或间接地审视价值与目标,就无法判断知识的有效性。如果教师在教学中更着力于形成学生的理想,并使这种理想在学生的一生中发挥出判断知识有效性的作用,就可以说,教师接受并经得起知识商品化的挑战。

      二、教育的后现代状态对教师角色的改变

      教育的后现代状态是在人们在阐释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历程中,对当代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的一种描述。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多个学者的思想观念的大杂烩。它是针对现代社会变幻不定的本质把握而提出的其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冲突的概念。其本质特征是:“不确定的内在性”。也就是说,后现代倾向存在两种主要的内在构成方面,即不确定性倾向和内在性倾向。这两者之间不是辩证的,因为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也不形成综合体,因为它们各自有其自身的矛盾。具体分析,所谓不确定性意指整个西方的话语领域,从社会政治、认识体系、到个人精神、心理诸方面,各种现存的概念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动摇和疑问。所谓内在性,则主要指上述动摇和疑问源出于人类赖以把握世界的符号象征系统,即渗透于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的语言系统——自身文本的虚构性的暴露。这两种倾向指向人们对当代教育现象的剖析,勾勒出:“在过去的年代,由于出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人们十分清楚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谁可以信赖、什么样的事可以做。与过去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儿童不得不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4]。”儿童的生活成为一种偶发性的生活,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生活。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信念、价值观、生活条件、理想以及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多元性、支离破碎、充满矛盾和冲突,使得儿童的生活随机而变,受突发事件和无法预见的环境左右。迫使“教育变成为赋予儿童们权力,使他们积极塑造和改变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性的一种活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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