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观是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尤其在教育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管理现象的理性的、系统的认识，是一种本质的、宏观的看法和主张。 教育管理实践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关于教育管理观的专题论述。迄今为止，对我国教育管理观的研究仍论者寥寥。中国教育要面向世界，跨入新的世纪，中国的教育管理应当变革；然而中国教育管理的变革，应以教育管理观的转变为先导；而新的教育管理观的建立，则亟待加强对教育管理观的理论研究，尤其需要从研究中国教育管理观的历史演变入手，本文即就此作一探究。 先秦两汉的教育管理观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但却有发达的大学教育，即国家最高层次的教育。 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宦结合的官吏教育，政教不分。其教育的本质与作用如同《礼记》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中国高等教育从其一产生，便奠定了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有所突破，“学术下移”，私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大学教育史上，这是一次新的转变。私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体制上，作为独立的专门的学术和教育团体，私学与官府分离；在教学上，私学以本学派政治和学术主张教授弟子，不传授官府规定的教学科目；在受教育对象上，私学“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范围。基于孔子“施于有政是以为政”的教育目的以及“性相近，习相远”的教育作用观，春秋时期对教育管理的认识，包含了一种自主的人才教育思想。在肯定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同时，能够去思考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尽管其视野非常有限，但是在教育实践上毕竟是有了新的拓展，不失为一种具有从属个人教育管理观的萌芽意识。 汉代创“太学”，这是一种以培养封建国家行政官吏为任务的中央官学形式。“太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统一性”：统一教材——五经；统一教法——微言大义、章句训诂；统一考试制度——首创一岁一试制度；统一训练规格、目标——学而优则仕。目的在于统一思想，不准离经叛道，以维护、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统治。与此相对应的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思想，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作为封建教育模式的重要奠基人，董仲舒主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把人权操纵在统治者手中，由国家办大学，用国家颁定的统一的思想规格进行教育，然后量才给予官爵。这一思路，实际上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太学生的基本政策，影响甚远。 与此同时，王充在教育管理理论上却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不可变之性，无不可教之人”，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并将这种思想运用于管理现象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对培养目标和学习层次的划分。在此以前人们对培养目标都是一种笼统的表述，没有在其中区分层次。王充按读书人的社会职业法则提出文吏、塾师等五个层次；并不同于汉代官学把能通六经作为区分次第的唯一考试标准，提出以德行高尚、知识广泛、通古知今、能够应用和创新为划分高低的标准。王充对教育管理的认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突破性的意义，但他这种注重人的发展的教育管理思想在当时仅作为一家之言，在实践中无大建树。 简而言之，从教育实践以及教育家的理论主张来看，先秦两汉时期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认识基本上是一种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从西周的管理模式到汉代的太学模式发展演变的过程，这种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思想也从产生到发展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管理观的基础。其间，虽不乏从属个人的教育管理主张，但仅能作为某种理论或某阶段教育活动的特定补充，表明一种存在，不能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的形成，一直影响到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管理观 魏晋南北朝是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史学家们常常称之为“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观，经过近四百年的酝酿发展，也形成其固有特点。 三国时期，高等教育基本上沿袭旧制，官学衰落。西晋高等教育在教育体制和管理制度上的新发展，是创办了反映贵族高等教育特权的国子学。史称“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经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南齐书·礼志上》）东晋时期的高等教育时兴时废。南朝元嘉年间的官学相对较为兴盛，史称“一代之盛。”宋武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师并创玄学、 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各按专业进行招生、教学和研究。拓宽了教学内容，也奠定了中国古代高等专科学校的雏形。自汉代经学独霸官学教育以来，这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后又有梁武帝开设五馆，北魏孝文帝、宣武帝设律学、算学等专科学校。北齐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新尝试，是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 设置国子寺，作为统辖国子学的教育管理机构，对隋唐以后的高等教育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历了第二次重大变革，即高等教育突破封建大一统的束缚，从汉代正统的独尊的儒家经学教育中摆脱出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譬如，在体制上，打破汉代沿袭二百余年的中央正规官学的单轨制，出现了包括儒学、佛学、道学、玄学、史学、文学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