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第一役

作 者:
韩廉 

作者简介:
韩廉,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
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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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性别公平是人类平等理想的重要内容,它指在教育的三个阶段都实现对两性教育利益分配的公平:一、在教育起点上,使两性入学机会或进入其他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二、在教育过程中,向两性所提供的基本教育条件包括培养目标、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条件和师资质量等都基本相同;三、在教育结果方面,使两性获得的发展水平和资格认定相同。而历史上所有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都是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性别歧视教育(本文指广义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以从人生起点控制女性。其内容就包括了在上述三方面的不公平:一、在教育起点上,对两性进行不同形式或层次的教育。即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而对女子一般只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即使进行学校教育,也仅限于初等或中等教育。二、在教育过程中,对两性传授不同的内容。即对男子进行为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对女子则只进行为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三、在教育的结果上,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要求的不同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性别歧视教育使男性终生处于强势地位,而使女性终生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一直是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在西方,最早系统对性别歧视教育发难,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是英国早期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其代表作《女权辩护》(1792年)首次要求在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都实现性别公平,即让女孩与男孩一样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对女性进行与男性同样的文化基础和专业技能教育;将女性培养成集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于一身的双重角色,并取得与男性同样的资格认定。玛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思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充分的研究和肯定,《女权辩护》也被誉为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但对于中国早期妇女运动是否也进行过同样的斗争,其水准如何,却至今无人系统研究。这便成为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妇女运动远比西方女权运动落后的根据之一。因为西方学术界历来宣称,中国妇女运动只注重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忽略了性别革命即对传统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包括对其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批判,故比西方女权运动落后。但笔者重翻故纸堆时却欣喜地发现,中国妇女运动的开端——戊戌妇女运动(1895-1898)也同样对传统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进行了初步批判,要求在教育的三个阶段都实现全面的性别公平,因而成为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先驱。这也说明至少在早期,中国妇女运动不比西方女权运动逊色。

      一

      教育起点的性别公平首先是指让两性入学机会均等,同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故从古代学校教育产生之日起,就是教男不教女。普通人家的女孩只能在家中受到关于遵从女德、为人妻母、持家劳作的简单家庭教育。这种非正规的家庭教育既缺乏完整系统的内容和方法,也无固定的场所和学习年限。直到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塞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女塾,才开始了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学校教育。此后各国纷纷在中国建立教会女校,但去学习的女性毕竟是极少数,清政府仍然不设自己的女学,女子始终未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受正规教育的权利。

      而戊戌妇女运动兴起伊始,首先就是争取女性的学校教育权。维新派们猛烈抨击教男不教女的性别歧视观念,积极鼓吹兴办女子学校,并将“兴女学”定为运动的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他们谴责不对女子进行学校教育是埋没了一半人才:“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百人仅作五十人之用,千人仅作五百人之用,故可深惜。抑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心静而专迥超于男子者,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大负大造生才之意乎?”(注:《问女学》,《湘报类纂》问答丙上,15-16页。转引自(台湾)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572-573页。)

      宋衡则要求光绪帝学习日本,将两性在教育起点的平等用法令的形式规定下来:“是在九重慨然追三代之典,师东邻之制,下教育之令,令民男女六岁皆入学。”(注:宋衡:《书不缠足会后》,《宋平子文钞》,第50页。)

      梁启超是维新男士中鼓吹“兴女学”最积极者。他指出中国男权社会扶阳抑阴,“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注: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

      )甲午战败后,大家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朝野都在议论办学之事,都市里也纷纷设立学校,“然中朝大议,弗及庶媛;衿缨良规,靡逮巾帼。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琐屑之事耶;夫亦守扶阳抑阴之旧习,昧育才善种之远图也。”维新派为了纠正这一弊病,已筹备在上海建立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以在全国起倡导作用。他说:“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堙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三千年之颓风,拯二百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乌可以已。”(注: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二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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