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思潮是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一种重要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专制主义的强烈批判，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对民主精神的热切呼唤，直接促使了这一以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享受为基本内容、以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平民化、通俗化为标志的教育思潮的产生。“平民教育”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共同口号，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大致说来，当时宣传和信奉平民教育，投身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有三个代表派别：由北京大学先进分子组成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露天讲演为方法，扩大了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影响，对社会起了一定的宣传鼓舞作用；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教职员和学生联合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社，发行社刊《平民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根本，对教育为剥削阶级所独占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主张通过平民教育的实施来实现平民社会的改造；由爱国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等倡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则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以城市为重点，在全国20多个省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扫除文盲的识字教育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尽管这些派别的见解不尽相同，活动重点也大有区别，但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教育，追求教育权利的扩大和教育机会的平等，主张给无力入学或失学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却是其共有内涵。 五四后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平民教育思潮发生了变化。它从最初提倡向平民传授基本知识和民主思想，进而发展为探索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方向和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其各个代表派别的主张和活动，呈现出不同的分化和演进方向。这种分化和演变，反映了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围绕平民教育问题，出现新旧思想交替，各种政治和教育思想呈现明显不同发展的情形。 （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平民教育的倡导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以广大工农为对象，不仅传播文化知识，而且配合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开展了蓬勃的工农教育活动。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五四时期，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进步青年迅速成长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就已经开始接触、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则在五四社会思想的大洗礼中出现了思想的飞跃。他们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高度重视平民教育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国教育的具体现状，精辟地阐述了平民教育与平民政治及社会改造间的关系。 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的原理认识到：“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全体人民，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工作的人”（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7页。）。而这种平民的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以后，才能实现。他所提倡的平民教育，正是在“纯正的平民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教育，是为了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追求“纯正的平民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努力的一部分。李大钊揭露在剥削制度下劳工受物质的剥削，更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是“莫大的罪恶”，指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还要争取时间学习，“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性灵”是“非常的宝贵的”。“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它们知识的要求……象我们这样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望关心社会教育、劳动问题的人注意！”（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7页。）他热情号召革命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去消灭痛苦的原因。“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源泉”（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7页。）。 李大钊强调工农群众的教育，主张唤起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明确指出了平民教育的前进方向。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坚持了这个方向。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全新的武器，对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力批判。如肖楚女尖锐指出：“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是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署名“敬云”的作者也在《平民教育的真意义》一文中，分析了“平民教育救国论”，认为要使平民教育有效，当首先使所教的与平民的日常生活有关联，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人民的生活问题。他说：“主张教育救国的人，他们以为中国的国民，若是都能认识字、念念书，中国即可得救了。……其实，在我们看来，救中国的方法，决没有这么简单。穷无立锥之地的苦同胞，救死不暇，毫不想借识字在社会上发迹，他们对于识百字，识千字的兴趣，可以想见。所以设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的普及教育的理想，在现在经济制度之下，不免有许多行不通的缺点。”（注：《中国青年》第14期，19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