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5)04-0066-04 近代中国，振兴农业的呼吁及有关尝试几乎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步而行的。这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亲为，也有包括工业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外国在华传教士等“中间势力”的努力，甚至个别外国在华工业资本也有一定深度的参与。怎样实现工农两大产业在互动基础上的融合和发展，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以来继“工商立国”等社会变革方略屡遭挫折后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国内工业资本家作为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由于身处近代经济舞台的最前沿而对农村经济的滞后感同身受。引领工业化发展潮头的身份特征，使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生产需要的革新和发展理念。研究其在近代农业发展中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更易于理解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条件和约束。 一 近代工业资本家已从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经济衰退认识到了工业化发展滞缓的症结所在而重新将农业定义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近代工业资本家农业观在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 作为对传统中国重农轻商之封建农本论的一种反动，近代中国舆论界一直存在着重工商、轻农业的风尚。表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是历届政府对主导产业（如棉铁等业）的热衷和基础产业（如农业）的偏废，客观上造成了宏观产业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和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业发展状况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关系逐渐显露出来，民族工业资本所面临的资本不足、市场狭窄、工业原料型经济作物质量欠佳等问题使其举步维艰。因此，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又逐渐成为非农产业界的共识。 银行家张嘉璈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严重的病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经济之破坏”及其所导致的“生产资金枯竭”[1]。纺织业企业家穆藕初年轻时曾在海关任职，自称“极愿赴英研究经济及关于税则之专门学问”，但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他认为，“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图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2](p.14)。他一方面肯定“工业能增高农产之代价，助进商业之繁昌，实为惠农益商裕己足国之枢纽”[3](p.161)，另一方面也强调，“无农即无工商，无农工商，即无生利之途，而国无与立。故立国之道，首在务农”[2](p.131)，反映了其对工农商三大产业互动关系、特别是农业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综合认识。张謇作为较早投身工业的晚清绅商，多年来始终坚持“工业立国”的主张，但其大生集团特别是大生纱厂的运营艰难，使他这一主张有所修正。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鬻”[4]（卷一），后来甚至提出过“民生之业农为本”、“工次之”这样的论调[4]（卷六），荣宗敬则将“农村经济之破产”视为导致以荣氏家族为主导的民族面粉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5](p.38)。“火柴大王”刘鸿生虽然未曾明确指出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但他未曾忽略恢复农业对于拉动经济内需、扩大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使广大乡村摆脱金融枯竭、生产凋敞的困境，才能使全国范围内“人民购买力，逐步增进，金融状况，渐入常轨，则工商业之复兴，可以逆睹”[6](p.80)可以看出，刘鸿生是从振兴民族经济的全局出发、而对农业在经济复兴中的重要性进行定位的。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企业家已经将农业的落后与中国在国际竞争的弱势地位联系了起来，通过对西方、日本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探讨各产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应占的梯次。有人认为，“欲兴实业，农、工、商三者必相提并进，始克有奏，否则无成效”；“凡己国自兴其实业，必先着手农业，次工，次商，征之各国皆然。若侵入国家，握人财权，其起点始于商业，次工，次农，征诸各邦对待我国可知”[7]。张謇之子张孝若也指出：“农为立国之本，即今重要工商业国，若英、美、法、比亦亟亟恐农事之堕落也”；“在吾国工业发轫伊始，自不可不预筹防卫农事之法，非特以农事之应保，亦以无数实业特以为给也”[8]。上述观点明确说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构成和国际竞争中的基础性地位，从国际间竞争的高度强调了振兴农业对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反映了时人对于农业革新更高层次的认识。 二 以本行业的发展需要作为参照物探讨农业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式，甚至依托本行业复兴农村经济，是民国时期工业资本家强农思想的第二个特点。 晚清末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所出现的两次实业创办高潮，实际上正是以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对华经济侵略加剧为背景的。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以及这种优势造成的“工业西方，农业中国”的国际分工，都使中国新生工业资本的选择集合被大大压缩。表现在工业资本家的早期经营实践中，就是他们多选择以农产品加工特别是浅加工为核心的棉纺织、缫丝等易于抢占市场、技术含量较少且投资风险较小的轻工业，而少有“连接环节较长”[9]、更易拉动国民经济整体性发展的重工业。虽然上述涉农轻工业的确立并非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步和伴生的（二者甚至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西方工业化的历程和中国工业化后来的成败都说明这种直接关系是至为重要的），但它的发展却不能不需要农业领域的原料供给和农村的消费市场。作为这种畸形产业构成的反映，对农作物尤其是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及其生产方式的改良，就成为工业资本家涉农言论中声音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以荣氏兄弟、穆藕初等为代表的棉纺业资本家呼吁推广优质美棉，改良华棉，希图改变工业用纱“必仰给于印、美、埃及棉”的局面[10]。穆藕初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唯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以制胜”[2](p.14)。陈良玉、朱笙侯等所创办的中国烟草维持会倡导“维土烟，抵洋烟”[11](p.300)。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俩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时，提高国产烟草生产的质和量、降低成本以便参与国际竞争的意图也很明显。他们认为，只有扩大和奖励烟草种植，优化烟种和相关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洋烟“舶来吸我利权”的局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