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636（2004）04-003-04 五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当代史的崭新篇章。回顾五十五年来的当代中国史，贯穿始终的可以说不外乎三条主线，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其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心环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关键因素，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是基本动力。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左右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以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的影响最为深刻。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中国工业化扫除了这三大政治障碍后，尽早实现工业化便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考虑的中心问题。只要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或直接或间接地都与此有关。直到今天，尽管人们早已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取代了只讲工业化的目标，而且，对于什么是王业化和如何实现工业化也有了比过去更加全面的认识，但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是我们党动员全国人民继续奋斗的口号，仍然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按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原来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0年或15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建国后刚过三年，又决定马上开始用10年或15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党中央发生了如此大的决策变化呢？原因有许多，但根本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分析并及时抓住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和条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快速工业化的战略。 当时，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缺少资金、物资外，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工业设备。资金、物资缺乏，自己尚可解决，而技术力量和工业设备的缺乏，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就离不开先进工业国的援助。因此，当“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制定后，党中央立即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援助的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而当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贷款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后，周恩来、陈云便迅速回国。他们在1952年9月24日到达北京的当晚，即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议，汇报了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根据现有材料，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在中央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关于访苏情况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对不是。它恰好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得到苏联给予援助的承诺与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大事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农业的大幅度增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出发，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统一调度全国的力量，把有限的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建设；只有把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工业的国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可能使农业大幅度增产。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了。另外，苏联的援助不是个别项目的援助，而是涉及经济、科技、教育等多领域的全面援助。因此，我们党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上，存在给苏联共产党一个明确说法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体制乃至工作程序上，也有一个与苏联相互衔接，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接轨”的问题。正是这一切，使原来关于等10年或15年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了，需要把过渡的时间向前提。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历史的功过得失 既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那么，评价这一过渡的历史功过，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评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讨论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中国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如果没先进工业国的帮助，当然不可能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当先进工业国，具体说就是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来加快发展自己呢？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种工业化战略，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对此，党的决策者们曾比较早地有所觉察，也曾试图加以纠正。例如，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把争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国防、科技技术现代化并列提出等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并未能够坚持，相反，在实际工作中一再要求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速度，以至几度造成农轻重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如果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是不可能那么快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要付出的代价，党的老一代领导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毛泽东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讲：“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周恩来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也讲过：“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堆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我们仍然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先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时间慢慢发展轻工业，等到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可以肯定，当时的人不会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发展也不会建立在这么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国家的国防力量和人民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强大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