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明清晋商研究的成果和动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淑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091

原文出处:
中国史研究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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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晋商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山西专门成立了晋商研究学会,在《山西大学学报》、《晋阳学刊》等刊物上专门开辟晋商研究专栏。研究领域也大为拓展,从以前偏重研究晋商的兴起、衰落,以及晋商独创的票号等,向多方面拓展,研究晋商的开拓精神和思想等。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

      一、学术专著

      概括性研究。冯宝志著《三晋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晋商的兴衰,同时点明开中法在山西商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研究山西商人应当以回答他们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又是在怎样的市场结构里得以成长、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应重点研究山西商人如何看待商业,并以怎样的态度去经营商业,他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营业组织,他们和封建政权结合的途径和作用,他们获得的高额商业利润的去向等问题。范勇的《中国商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把晋商归为粗陋殷实的一类,分析了晋商致富的六个途径,以及晋商的商业秘密。黄鉴晖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进一步分析了明清山西商人的兴起与衰落的原因。李龙潜的《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和李瑚的《中国经济史丛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山西票号的性质及其作用,指出山西票号是为了解决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矛盾应运而生的。魏千志在《明清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着重分析了开中法导致山西盐商兴起,北方边镇促进山西粮食发展等问题。张正明著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对山西商人的兴起、活动、特点、性质、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以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剖析。

      资料性研究。张正明、薛慧林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书,收录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散见于省内外报刊、杂志和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上的史料和研究文章共80篇,48万余言,从多方位多角度研究探讨了晋商的历史地位、作用、兴衰成因、经验教训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晋商研究资料及研究的汇总。

      专题性研究。在1989年7月,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110万字的大型史料巨编《山西票号史料》,里面囊括了大量票号史料,是研究票号的重要资料集。1993年初,“晋商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进一步推进了晋商研究和学术交流。1993年8月召开的“晋商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晋商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刘建生著《山西经济史》,庞义才著《山西外贸志》和郝建贵的《山西金融志》等大型史志书籍,也从不同侧面对晋商作了介绍和研究。

      二、论文

      会馆。张明富的《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7年第2期)认为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在明清时期出现是因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以及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其中山西商人会馆居多。王日根的《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及刘永华《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主要说明会馆的兴建是由于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兴起,导致了许多地域性商帮应运而生,也是明清晋商兴起的社会根源。姜晓萍的《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北方论丛》1998年第1期)、张崇旺《试论明清商人的乡土神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认为会馆的建筑代表了商帮的心理和文化,山西商人信仰关公,对地域性商帮的形成、发展起了文化心态上的夯实作用。

      对外和周边贸易。谢元鲁的《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指出明清晋商的兴衰与北方边境对外贸易有重要联系,和平格局导致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繁荣,势必有利于晋商的发展;但随着近代铁路和轮船交通的兴起,北方边境贸易重心出现地理位置的转移,给晋商造成严重打击。邵继勇的《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9年第5期)指出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陶德臣的《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指出了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核心地位。葛慧贤的《清代山西商人和边地贸易》(《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指出,由于清代统一、和平与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山西商人凭借其地理优势首先进行边地贸易,为南北相距千万里之遥的产销地区架起商品经济的桥梁。高春平的《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论述了晋商在北部市场开发中的作用,认为晋商的活动导致了西北市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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