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4）09-0112-04 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予以全面否定，直到80年代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的基本评价，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关于国统区经济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近年来，随着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以及学者们研究视野的开阔，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变化，导致研究的结论更趋多元化，对于国统区经济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亦更加客观和公允。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现就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总体的评述。 近年来，在资料成果方面，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第五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较有代表性的资料成果。其资料来源主要取材于台湾已刊布出版的档案文献，抗战时期出版的经济刊物、年鉴及统计资料，对中国战时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资料。此外，周春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从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近8000万物价史料资料中筛选编辑而成，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 在专著方面，近年来出版的《抗战时期的经济》（清庆瑞著，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和《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李平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都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从实际出发，对战时经济特别是国统区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和剖析，《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黄立人著，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从各个专题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活动进行评析。此外，还有《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货币史》（戴建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主编，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的相关篇章中，对战时国统区的经济状况的论述都颇为详细。在学术论文方面，所涉及的领域则更为广泛。 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众多研究者不仅对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变和作用进行细致分析，还把目光投向战时国民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法规等，如盐、糖等专卖制度，工矿业的发展政策及其管理，开发大后方，主要经济管理机构的运作和作用等。对于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以前以否定态度的居多，往往认为主要是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国统区经济只有破坏作用，无任何积极性可言。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对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的具体政策进行考察，对其评价也有了较大变化，不少学者认为“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一的乃至强制的管制，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完成神圣的抗战大业、运转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且“纵观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在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了抗战伊始的被动局面，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初步扭转了西南、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1〕。对于具体政策法规的考察，研究者们多从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产生的作用及其原因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也有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战时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的实质。 近年来，对国民政府经济机构的研究成为不少学者探讨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视角。如对于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有学者通过对战时资源委员会经营活动的考察认为资源委员会建立国营重工业基地，开发后方自然资源，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其经营活动也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2〕。还有学者在肯定资源委员会对抗战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战时资源委员会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由经济成分大为减少、垄断经济成分大大增加，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更加艰难，近代化的道路更加艰难〔3〕。 战时工业内迁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细化的特点。众学者对工业内迁的过程，国民政府在内迁中所实施的政策及作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工业内迁的过程及其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内迁工业的管理情况，内迁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战时工业内迂，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对大后方的实业建设及经济发展，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同时由于其带有鲜明的战时性，对大后方经济的促进也有限度的〔4〕。 财政金融一直是近些年研究的一大热点，学者们大量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等跨学科理论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及效果，并广泛使用量化分析方法，避免了以往学术界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而采取的简单否定的态度，如不再使用“财政搜刮、金融垄断、官僚资本”等批判意味极强的字眼，这也反映出近年来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的重大突破。对于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张兆茹、张怡梅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统制等财金政策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虽然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董长芝认为国民政府采取战时紧急金融措施，实行高度垄断的货币金融体制，对抗战起到物质保证作用〔5〕。对于通货膨胀，众学者多结合当时的战争环境进行分析。如冯宪龙认为在战争环境下，国民政府超额发行法币，引起货币总量与社会需求的失衡，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是经济规律内在作用的结果。杨菁则强调战争及日军的破坏对国统区货币问题的影响，通过从战时通货膨胀的发生、国民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效的考察，认为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收支的入不敷出及后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严重失衡〔6〕。 对于战时内外债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多，并且多元化倾向在研究结论中也有所呈现。杨斌认为，从战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用途看战时公债发行具有国防性、建设性及战时性的特点，其对维持战时财政收支平衡，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财经政策及动荡的战争环境的影响，战时公债销售困难，并没有达到财政当局当时所预想平衡财政赤字的目标，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赵兴胜从发行、推销、偿还3个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国内公债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公债政策存在着运用上的非连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上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就总体而言，是算不得成功的〔7〕。关于国民政府的外债，吴景平认为，就整体而言，战时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中国的债务信用基本得以维持，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新的重大损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苏黎明则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时国民政府的外债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主权，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制于英美，并对以后中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