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福革(1968-),男,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蒙古族传统思维方式研究所所长,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内蒙古 通辽 028000:中国古代史和民族文化比较;胡亚楠(1988-)女,河北邢台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和民族文化比较,内蒙古 通辽 028000

原文出处: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研究蒙古族商业思维方式,要从蒙古族战争掠夺、政权建设、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互补,以及蒙古族与中原“通贡”、“互市”入手,理解蒙古族对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不断努力,要把蒙古族商业发展看成是历史的过程,从历史的不同分期认识蒙古族商业思维的演变,以及在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回回人。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3)05-0028-04

      关于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的研究,是蒙古族传统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的空白。特别涉及交叉领域的研究,难度比较大。但与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研究相关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方式)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先后出版了《蒙古族经济发展史》[1]、《蒙古族经济思想史》[2]、《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3],并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在哲学(思维方式)领域,研究者出版了《蒙古族传统理论思维》(蒙古文)[4]。另外,笔者就蒙古族传统思维方式、法制、经济、文学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等方面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上述研究成果为开展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研究打下了一定理论基础。此外,研究蒙古传统商业思维方式要立足于蒙古族世代生息、繁衍的蒙古高原,要认识到从匈奴、拓跋鲜卑、回鹘、契丹到蒙古族,蒙古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培育了不同民族的游牧经济形态,并影响着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特别在与中原农耕经济相伴生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相互资生的农牧经济形态。从十二世纪蒙古族主宰草原以来,与蒙古族游牧经济共同成长的蒙古族商业经济,特别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交流中,战争掠夺与商业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以游牧经济为主导,以农业经济为滋养,以商业经济为润滑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伴随着蒙古族政权演变而发生着变化,逐步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商业思维形式。

      一、蒙古族商业思维的形成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形成了蒙古族共同体。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武力扩张使传统蒙古族游牧经济通过战争催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商业经济成为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从灭西夏,到西征花剌子模为始,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供应短缺,常常是通过战争“掠夺”来解决。在这一时期,蒙古族对外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延伸和政治国家的完成,更是蒙古族的商业需要和商业需求战争化,战争成为商业行为的工具,或者说,商业经济是战争的内在本质。因此,在战争过程中,直接掠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各种工匠人是蒙古族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武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5]通过战争建立的蒙古帝国不仅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基本建制,也形成了政治集权制下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和商业经济,特别是作为与战争共性的财富掠夺政策,形成了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中的战争掠夺经济,并成为传统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补充。

      为了满足蒙古族生活需求和实现战争的目的,成吉思汗在《大扎撒》中规定“凡进入他的国土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送到大汗那里。”[6]他积极要求将领和他们的子女,学习经商之道,规定“军队的将领们……并让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地掌握他们所知道的本领”。[7]特别是成吉思汗购买三名不花剌商人商品的故事体现了蒙古族在商品交换中遵循的诚实、公平交易的原则。

      1218年,蒙古汗国第一次组建“阿演京”的商队去西方交易,却被花剌子模国王下令杀害,成吉思汗说“撒儿塔兀勒切断了我们的‘黄金绳索’,还能饶他吗?给兀忽纳等100名使臣报仇雪恨……”。[8]这是蒙古族西征的开始,同时也是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的初始。在西征过程中,“他们虏掠了那些优秀工匠,使他们从事各种工作,”[9]并明确规定工匠免死,“惟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死为奴,余尽被杀。”[10]这些人“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这些工匠为蒙古大军制造了战争所需的箭、弓、云梯与筑路造桥等工艺,同时也生产了大量蒙古族需要的日常用品,为以后的蒙古王国的手工业生产打下基础。“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6]123在西征中建立的蒙古帝国,彼此商业往来十分频繁,为东西方商业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蒙古人西征的起点是商业复仇,过程是蒙古帝国的形成,结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深化。

      通过战争建立的蒙古族政权实行政商合一经济管理模式。在商业贸易中,蒙古族是商业经营的拥有者,却不是商业经营的主体。国家商业领导权掌握在蒙古帝王和贵族手中,他们运用政治地位,以权力交易的方式,以“翰脱克商业”收取“翰脱克钱”。从成吉思汗伊始,商人成为蒙古帝国的政治官僚,诸如:回鹘富商镇海、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等人均为商人出身,控制不同时期蒙古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这种商业官办、政商合一的经济模式主导着蒙古帝国的商业发展。“上至皇亲国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喇嘛僧人都成为特殊阶层,依靠其权威和财富,通过政府的法规、命令、措施,保护自己的商业行为,从而形成了包括减免商业税在内的各种优惠的条件。尤其封建皇帝、王妃、官吏等都是高利贷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向回回等商人转移现金,从而吃高利。这就是元朝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11]基于官商一致的格局,商业贵族拥有诸多的商业特权。在商业贸易中,如果商人出现亏本、遭遇意外,如劫掠等等重大损失,要由附近的居民赔偿。商人到达的地方,要求提供饮食,派遣士兵保护。严令保护商人的财产,禁止“拘雇商车”等,对于“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7]77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