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激进多元的民主理论，它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罗尔斯、诺齐克以及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观所论甚少。因此，探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在时下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十分必要和紧迫；本文从哲学角度对其“多元激进民主”的政治哲学纲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在哲学上表现为以“领导权”为核心、以“链接”实践为基础、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本体论；具体内容体现为以“对抗”为特征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而具体目标和实践则体现为构建“激进民主政治”的“新社会运动”。 一、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其标榜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而“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纲领则是建立在以“领导权”（hegemony）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下简称《领导权》）一书中对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们现在对“领导权”的概念及其内涵做一概要分析。 首先，有必要对"hegemony"一词的内涵进行分析。"hegemony"一词有多种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对此概念也有多种理解。在许多情况下，该词首先被译为“霸权”或“文化霸权”，如该书台北版中译本就译为《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但我们认为，这一翻译并不完全符合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其主要原因在于"hegemony"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被赋予了“贬义”，如我们经常所用的“霸权主义”、“称霸”等等；如果再深入一点探究，从当今分析哲学有关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和反描述主义（anti-descriptivism）争论的视角看，一个概念一旦在一个具体语境中被赋予特有的意义，即所谓的“刚性指示符”（rigid designator），那么即使以后该特征或原有的意义消失，它本身还是要指向原来所指的对象。就此而言，由于"hegemony"在中文语境中“贬义”的内涵一时难以改变，因此译为“领导权”可能比“霸权”更贴切一点。对于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西方“左翼”而言，“领导权”比“霸权”一词更符合其政治想象。具体到拉克劳和墨菲，把"hegemony"理解为“领导权”的原因如下：一是从该词的思想来源来看，它直接源于19世纪30年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此，拉克劳和墨菲都坦承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葛兰西的渊源关系，这在《领导权》一书中随处可见。在30年代革命处于低潮，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没有爆发，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葛兰西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总结，他提出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要加强“领导权”，并要运用适当的策略即“运动战”（war of position）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抵抗运动。显然，葛兰西使用的"hegemony"一词，其主要意思并不是在“霸权”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从积极的意义和态度上来谈论的。在葛兰西的著作中，"hegemony"一词也很少被翻译为“霸权”，而多译为“领导权”，从这一角度看，把"hegemony"一词译为“领导权”自有其学理渊源。二是《领导权》一书的基本内容也印证了"hegemony"一词所具有的“领导权”的含义。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左翼学者，拉克劳和墨菲反对现今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这从《领导权》一书的前言中就能看出。他们主要是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视角来谈论“左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这一任务就是加强建立在“链接”基础上的“领导权”。三是从《领导权》一书前两章对"hegemony"的概念谱系学考察来看，"hegemony"一词的蕴涵也是指向“领导权”，即在第二国际的历史过程中，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如伯恩施坦、卢森堡和考茨基在当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变化发展了的形势下，能否以及如何使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并担当“领导权”的功能或角色的问题。最后，从"hegemony"一词的词源上来看，“霸权”一词在西方虽不具有中文语境的“贬义”，但在译介时，就不得不考虑具体的语境及其意义了。总而言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在当下将"hegemony"一词理解为“领导权”可能更为妥当，它也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和关键。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澄清：在把"hegemony"一词理解为“领导权”时，我们绝不能在“一元”的意义即拉克劳和墨菲所抨击的“本质主义”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把这一概念置于“多元民主”的背景下来领会。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建构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这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左派斗争中“领导权”重要性的强调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立场不同，拉克劳和墨菲并不认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也反对把“政治”当作“上层建筑”的附属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称为“社会地形学”的论调。当然，他们更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或过分抬高经济基础在社会活动中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转而强调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毫不讳言其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给予政治链接因素以优先权……而且，政治不是上层建筑，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因此，在多元民主的政治策略中，如何争取“领导权”并展开“对抗”和斗争，就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和策略。拉克劳和墨菲说：“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链接因素以优先权。在我们看来，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次上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链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主张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对于我们来说，从这一论证中得到的是，社会划分是内在于政治可能性之中的，而且……也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1]（pp.5-9） 显然，不把政治作为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内容，而是把它置于社会本体论的地位，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大特征。那么，拉克劳和墨菲为什么要突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偶然性”逻辑以及其核心概念“链接”。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偶然性”逻辑及“链接”概念，与其反本质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与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相关。强调事物的“本质”或所谓的“本质主义”必然要走向某种“必然性”的逻辑，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属于“必然性”的范畴，它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规律的有关论述与其“本质主义”的核心思想密切相关；而事物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非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矛盾的、内在的、客观的和本质的，相反，它是受到某种“外在”的“偶然性”逻辑所支配的。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到拉克劳和墨菲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而是在吸取了当代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成果，特别是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基础上提出他们所谓的“偶然性”逻辑。在他们看来，要理解偶然性逻辑，首先要对社会和政治进行明确的区分。他们认为，政治与社会具有明确不同的特征，政治是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是不透明的，难以达到和谐，这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的不可能性”，它具体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四个维度：偶然性、权威性、政治优先性和历史性。正是基于社会关系的这四个维度，才能得出社会是非客观主义的观点并进一步导出社会“偶然性”的逻辑。拉克劳说：“最重要的是，不透明性（opaqueness）总是社会关系中固有的一个维度，和谐的、透明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神话。因此，我们赞同社会关系的偶然性，权威关系的不可根除性，以及达到和谐社会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可想象的政治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如果社会关系是偶然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通过斗争来彻底变革社会关系，而不是把这种变革视为客观性本质的自我转换；如果权威是不能根除的，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不受任何本质束缚的激进自由；如果不透明性是社会的构成，那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即被视为祛蔽（aletheia）的通向真理之途是可能的……在社会关系的四个特征（偶然性，权威，政治优先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类问题具有社会非客观主义的概念特征。”[2]（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