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也可以称为“国际政治学”）是本世纪产生的一门学问或者说学科（注：有关国际关系学或者说国际政治学的出现与发展，可参见拙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即使在研究水平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水平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在中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情况更是如此。本文将简短回顾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沿革，并对今后一段时期（所谓“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若干重点难点做些分析。篇幅所限，叙述的内容只能是粗线条和轮廓式的。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50年代，我国只有极少的中央级单位和重点高等院校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教学人员，没有像样的队伍。60年代初，基于外交和国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曾经多次批示，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之后，这方面的力量和关注有所加强。比如，外交部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中联部建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拉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陆续建立了世界经济专业和国际政治专业。不过，由于“文革”的干扰，刚刚建立的这些机构基本上还未起步就陷入停滞状态，前后耽误了十几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这是真正飞跃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期，是研究力量和水平迅速上升的时期。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尤其为适应中国迅速国际化后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及其规模激剧壮大。最近20年内，一大批有影响的全国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这些研究机构分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所属各高等院校，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政府各部委（尤其是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解放军等五大系统；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各所，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家安全部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开拓，不仅成为国内权威和知名的国际问题专业研究机构，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注：这方面的情况，可见李琮主持完成的调研报告《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内部讨论稿），1995年6月。）。更令人可喜的是， 国际关系队伍形成了老中青的各种梯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所招收和培养国际问题研究教学人才，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志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进入这一领域；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90年代以来，国际片各所差不多平均每年都要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30人左右（1999年国际片七个所计划招收博士生15人，硕士生14人）；如果不是受名额限制（每个导师通常招一个学生），能够招收的数量起码会再翻一番。不夸张地讲，国际关系研究像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一样，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理论学术领域的最受关注和重视的领域之一，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从研究讨论内容上划分，亦可看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重心和变化所在，它们同样能够反映出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前是第一阶段，受各种因素局限，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服从于“推进世界革命”、“反帝反修”的“左”倾思想影响，基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有限的力量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国际工运、苏联东欧问题和政党关系方面的追踪，另有少量的人员从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着眼点主要是揭露其阴暗面和垂死性；到中苏分裂、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才有一部分人力和精力用于比较符合国际一般性课题的问题，如大国关系、南北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等等。总起来看，以我划线、以左为线的倾向占了主导地位，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较低，而且与国外同行难以对话。第二阶段始于1978年即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和世界形势发生重大改变。这一时期与前一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热情极为高涨，大量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和说法得以引进，同时对改革开放以前受“左”的教条束缚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和纠正。这一时期是中国学者真正接触外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期，诸如势力均衡论、不同行为主体理论、世界市场基础上的国际新政治经济格局（相互依赖理论）和其他许多理论都一一介绍进来，同时对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有大的变化，不再仅仅强调腐朽性的一面，而是试图全面看待其新的变化和问题。不过，这一时期在比从前大大提高的基础上，也存在不少缺陷，最主要的是缺少深入分析和系统的独立思考，引进得较多而消化得不够。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改变，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式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我意识大大加强，这里面包括独立思索和创造的意识、对外国经验和知识加以合理借鉴和批评的意识、对自身传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发扬光大的意识等等。理论研究也更加冷静务实，根据有的研究者的概括（注：俞正梁和陈玉刚：“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理论二十年”，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论文，1998年10月打印稿，第1—2页。），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至少发生了七个方面的转型，它们分别涉及指导思想、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国际价值取向、国际战略力量划分、国际事务介入态度、国际斗争方式和建设国际安全机制等内容。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的这一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单一到逐渐多样化，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文革”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情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自我意识，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认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我们仍然需要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