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为过时观念 在一片想当然地关于不同文明与文化相互竞争的嘈杂声中，一个新的现实正冉冉呈现：民族国家正在向一个更紧密、更具活力的单位变化，以便有能力承受世界性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正在把军事的、政治的和领土的野心搁置一旁，追逐更大份额的世界产量而非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各国不再按文明结合成阵营，时刻准备相互对抗。相反，它们正在小型化——从功能上讲如果不是从地理形态上讲的话。在当今和可预见的将来，唯一真正称得上国际文明的是在世界市场居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不管某些当代观察家怎样看，全球化的力量已经成功地防止了按文化阵营来分裂世界的势头。 但是世界的注意力仍旧错误地被集中在争夺领土的军事、政治斗争方面。在被困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力图创建一个忠于贝尔格莱德的独立省。就在几年以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还想通过武装入侵科威特，石油，一种大地的物产，是他野心的最高体现。在克什米尔、印、巴两国逐鹿着谁也无足够力量控制的人口和领土，同样的冲突也困扰着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利比里亚的众多派别。 不管怎样，这些例子都是面向过去的。依靠土地获取产品的欠发达国家继续觊觎领土，然而在资本、劳力与信息处于流动并升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土地至上观却无立足之地，发达国家更愿去开拓世界市场而不是攫取领土。虚体国家[①a]——一种缩小基于领土范围的生产能力的规模的国家——就是这种摆脱土地束缚的趋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讨论虚体国家的经济类似物——虚体企业（Vitual corporatin）的兴起问题。企业已经看到了将其生产设备置于最能获利的任何地方的益处，而且这些地方越来越不是公司总部所在的同一地域。公司的各个部门按其分工散布于全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虚体企业的政治对应物——虚体国家在发展壮大。 贸易国家的兴起是虚体国家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德为首，最发达国家将精力从控制领土转向扩大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那个时期，商品比资本和劳动力更具流动性，于是对外销售成了头等大事。当资本流动变得活跃起来时，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出口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反之，人们可以在海外为国外市场生产产品。 随着国内工业的生产活动更多地在国外进行，土地较之于技术、知识和直接投资身价日跌，国家的职能也在进一步被重新界定。国家再也不能象过去重商主义时代那样支配资源了，他需要与国内外的资本和劳动力协商，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经济领域中来刺激自身经济的增长。因此，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至少与其军事战略是同等重要的。他的大使已成了对外贸易与投资方面的代表。今天，主要的对外贸易与投资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就象20年前重视政治军事问题一样。1994年12月的两周，美法两国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白宫智挫法国，为雷森公司争得一笔10亿美元的协议，管理巴西雨林及其航空事业，就是这种新型国际争端的例证。 为提高国力和增加财富采取的种种耗费光阴的措施已不再起作用。就象虚体企业的总部所做的一样，虚体国家决定全盘战略和对国民投资问题，而不再致力于提高其耗资巨大的生产能力。他把其他职能包给在分工和需求上乐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去做。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大英帝国是19世纪的榜样，而香港地区则将是21世纪的典范。 虚体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经济依赖于生产的诸多流动性因素，他理所当然包含了虚体企业在内，通过企业来调控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如此，他对企业的活动加以鼓励、刺激、甚至某种程度上给予协作。在规划经济战略方面，虚体国家认识到他的生产不是非得在国内进行不可，同时，他也欢迎外国的资本和劳力流向国内。不同于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和镀金时代的美国，这些在19世纪追求全面发展的国家，他不贪图集所有经济职能于一身和在每个领域都独领风骚，要求从采矿到农业、生产到分配样样都行。不是的，虚体国家的特长是在现代技术与研究的服务性领域，他的收入不仅来自于高产值的制造业，还来自于产品设计、营销和金融活动。其经济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来取得效益。规模大小不再能够决定经济潜力。虚体国家掌握了通向21世纪更大财富的竞争关键所在，他们最有希望取代充斥于过去时代的那种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的单位实体。生产专业化将会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就象精减指令系统的计算机芯片，或者叫它“RISC”，已使许多功能齐全却运行不快的程序成为明日黄花。 贸易国家 过去，国家摆脱不了疆土，时断时续爆发战争的国际体系就是建立在土地是决定生产与国力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解基础上的。国家间可以通过建立帝国和侵夺他国领土来改善处境。攫取土地获益颇丰：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既有农民，当然也有粮食可供应，居民须向新权力缴纳贡品。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被降服的诸侯国甘心情愿听命于新主人，于是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法国和俄国得以通过16至19世纪在欧洲的领土扩张成为主要大国。 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和劳力表现出新的重要性。与土地不同，他们是构成生产力的流动性要素。英国在揭示这些新要素的复杂功用上是颇有建树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煤、铁和后来出现的石油，一直在经济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农矿资源对于19世纪的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新西兰这些蹒跚起步的工业国家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生产的流动性因素才变得具有决定意义。 到那个时候，土地的相对价值已经跌落，土地也较难为国家所控制了。二战以来的第三世界殖民地革命就已表明：对发展中社会群众的民族主义动员，遏止了帝国主义者和侵略分子榨取资源的企图。一个国家可以努力去占据新领地，但未必能得到呈比例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