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将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权力从西向东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未来亚洲将成为世界的领袖。美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基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认为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大国都未能获得在本地区成为领导者的足够合法性，它们的大国雄心与参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冲突。他建议，亚洲各大国可以通过更多参与地区论坛做好准备，以便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包括气候变化、能源、流行病、非法移民在内的诸多全球问题都根源于亚洲。通过在地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联合治理，亚洲大国可以制约其竞争对手，得到邻国的支持并获得相应技能。这种技能可以使亚洲大国以领袖的地位和实力，在全球治理中做出重要贡献。本文发表于英刊《国际事务》2011年第4期，原题为《亚洲能领导世界吗？21世纪的大国雄心和全球治理》。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7年，印度籍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暴力及全球分配不公等等——带来的挑战，在如何治理、尤其是避免不当治理方面，亚洲是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来充当全球意见领袖？” 关于亚洲崛起的著述已经非常丰富，但亚洲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却鲜被提及。确实，随着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的提升，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为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许多亚洲国家都日益要求在更多国际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但这些现代亚洲国家在建立之初，其开国领袖却都只关注推翻殖民统治、摆脱西方控制、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平等问题，他们中许多人也寻求从西方获得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当时，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性看法应该属于所谓的“防御性主权”观念。 然而，如果说世界权力中心向亚洲转移是铁定的事实，该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亚洲国家就理应适时转变其处理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方法。譬如，有些人就会提出亚洲国家应该利用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争取分享领导权，而不应继续奉行“防御性主权”的外交政策。可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亚洲大国——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竞逐全球性领导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更关心自身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合法化(利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而非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亚洲大国渴望被当作全球性大国并获得相应对待，但它们对参与全球治理却又犹豫不决，贡献有限——这两者构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这是当今全球治理面对的主要挑战。这一问题因下列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政治实用主义”思想日益影响中国、日本和印度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都面临资源约束，其中中国面临的约束在程度上稍弱；印度和中国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拥有相同的历史遗产，二者同属所谓的“第三世界”；日本参与国际事务时则面临政治上的限制；在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上，三国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赤字”。 亚洲地区极为多元化，关于其界线并无共识。并不存在关于亚洲的唯一定义，亚洲也不拥有统一的声音或者身份认同。如果要说存在亚洲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某种定义或者贡献，则可能是以偏概全。亚洲各国元首所表达的其实都只是各自国家的观点。此外，对于亚洲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亚洲各国也还缺乏理论思考，虽然亚洲国家有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提高亚洲的领导力，但对于全球治理问题，它们缺乏一致的、连贯的亚洲式思考。欧洲的知识界和决策层在津津乐道于欧洲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全球规范制定者”角色，可是关于全球秩序，亚洲连集体和地区性的想法都尚未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国际秩序以及自身国际地位的想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该国或该地区内外的形势发展不断成型或被重塑。要对任何地区的这类想法的转变作出预测和解释都不容易，特别是在亚洲这样急剧转型的地区，其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巨变，这种预测、解释就更为困难。举例来说，冷战刚刚结束，中国、印度和日本各自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既折射出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实力和政策的变化，也折射出国际时局变化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印度抛弃了传统的不结盟政策，有些人甚至认为印度完全偏离了尼赫鲁的战略。中国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信条，转而采取一种可被称为“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观。日本对国际秩序及自身国际地位的看法也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对其外交政策和安全框架具有重大影响。 一、历史背景：“因循守旧”的日本、“修正主义”的中国以及“权变”的印度 要研究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理想的起点是从亚洲三个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正在发生转变的自我形象与“国家角色构想”着手。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包含自由主义要素)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各国及其领袖的世界观。现实主义派学者将国际关系视为国家间的利益角逐游戏，认为永远存在战争的可能，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想/自由主义派学者则乐观地认为，通过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共享的民主治理，国际冲突可以得到化解。可这两个概念都源自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不能真实反映亚洲领导人(或“自行其是”或兼收并蓄)的观点和战略。比如，印度的尼赫鲁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但他的世界秩序观与威尔逊创立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很大的相容性。缅甸领导人昂山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但却致力于捍卫亚洲的经济依存和地区一体化。虽然一些分析家提出，现实主义极可能是亚洲领导人作出决策时的主导性思维模式，但这并不阻碍亚洲国家在全球层面——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面——参与多边合作，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亚洲最为杰出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