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选择理论是典型的私人-工具性政治观，因为它最充分地显示出那种路径的逻辑及其局限。社会选择理论的结构大概可以这样概括：（1）我们首先有一组特定的行为者，因此，规范的政治边界正当性问题就不会产生；（2）我们假设这些行为者面临一组特定的替代选择，因此例如议程支配问题就不会产生；（3）这些行为者应该具有同样特定的偏好且不会受政治过程变化的影响。而且，假设他们总是独立于这些替代选择；（4）在社会选择理论目前唯一可操作的标准观点中，偏好完全是顺序的，因此，个人不可能过于表达自身的偏好，外部观察者也不可能比较个人之间的偏好强度；（5）假设特定个人的偏好界定位于所有其他个人之上，即具有形式上的传递性，因此，A的偏好强于B，B的偏好强于C意味着A的偏好强于C。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选择理论的任务就是努力实现社会偏好以建构替代选择的次序。这就可能表现为要求而不是需求：为什么不将目标界定为实现某种替代的选择？然而，关于何种替代是真正可行的，而且在无法获得高层级替代时有助于确定排序，通常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排序应该满足下列标准：（1）像个人偏好一样，它应该是完全的、可传递的；（2）在从未存在一种社会选择优先于另外每个人的个人偏好的意义上，它应该是帕雷托最优；（3）两个特定选择之间的社会选择应该仅仅依赖于个人怎样对它们排序，并且因此不受他们其他选择偏好变化的影响；（4）社会偏好排序应该尊重和反映个人偏好，并超越帕雷托最优的条件。这种观点包含各种概念，最重要的是匿名（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计算）、非专制（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指定社会选择）、自由（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某些私人领域，其中他们的偏好是决定性的）和策略证据（它不应该表达错误的偏好）。 社会选择理论的实质存在于一系列可能性与唯一性法则之中，它表明要么这些特定条件无法同时满足偏好聚合，要么它们是唯一描述偏好聚合的特殊方法。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可能性法则，不过，从目前观点看，这些法则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源自极少量关于偏好的可承认信息，即仅仅关注次序性偏好。严格地讲，目前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怎样超越次序。相互吹捧和选票交易可以抓住偏好的某些重要方面，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即使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偏好强度比较的概念和技术障碍应该克服，但是，拒绝社会选择理论路径的诸多根据也会保留下来。 事实上，从直接可观察的意义上讲，偏好从来都不是“特定的”。如果它们作为社会选择过程的输入信息，那么它们必须由个人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偏好表达是一种行为，它们大概受那些相同偏好的引导。个人的行为可能使个人表达错误的偏好。那么，我们必须面对的可能性是，即使我们需要社会偏好应该是所表达偏好的帕雷托最优，但它们可能不是真实偏好的帕雷托最优。因此，策略证据与集体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前者的衰微也意味着后者必然如此。那么，为社会选择机制的结果等同于共同利益的观点辩护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也许每个人可能偏好某些其他结果。 阿莫斯·特沃斯基指出了为什么所有情况的选择或者偏好表达无法当然地代表真实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按照其“隐藏的偏好假设”概念，人们的选择通常隐藏而不是揭示基本的偏好。在两种情况下尤其如此。第一，存在着各种涉及风险决策的预期遗憾。表达的偏好在某种情况下依赖于一组替代性选择。第二种情形是，表达出来的偏好与关系到不愉快而非风险决策的真实偏好存在着区别。在这些情况中，表达出来的偏好可能会导致与相关人们的真实偏好相对立的选择。 第二种困难也许更为基本，即真实偏好本身可能完全依赖于可行的背景。狐狸与酸葡萄的寓言就是一个例子。就“差序功利主义者”来说，如果狐狸无法消费葡萄，那就不会失去任何福利，因为它认为葡萄无论如何都是酸的。但是自然，它认为葡萄是酸的原因在于它确信无论如何都无法消费葡萄，而且，很难通过借助其偏好来证明分配的正当性。相反，“逆适应性偏好（counter-adaptive preferences）”——隔壁的草坪总是绿的，吃不到的水果总是甜的——现象也困扰着社会选择理论家，因为它意味着，这些偏好是不令人满意的。 适应性和逆适应性偏好仅仅是更全面的一类期望中的特殊情况，那些期望无法满足可接受偏好的某些实质标准，并且反对纯粹形式性的传递性标准。我将在自主（autonomy）和道德（morality）两个标题下讨论这些问题。 自主体现了偏好形成方式而不是其实际内容的特征。对自主偏好的肯定性描述依赖两种间接的路径。首先，自主之于期望正如判断之于信念。判断的概念也很难正式地界定，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很多人这方面的资质要高于其他人：他们有能力考虑广泛的、分散的、多少与手头问题有关的证据，在这种路径中，任何因素都是重要的。在这些人当中，信念形成的过程不会受缺陷的认知过程的打扰，也不会被希望表达以及其他的思想所扭曲。同样地，自主的偏好也不会受非相关因果过程的影响。为了证明某些自主偏好，需要考虑第二种路径，即一些缩减的这些非相关因果过程。它们包括适应性和逆适应性偏好、一致性与反一致性，以及新奇事物的困扰和对新奇事物同样不合理的抵制。换句话说，偏好可能会受到适应什么是可能的、其他人会做什么或者人们在过去做了什么的影响，或者它们可能会受到尽可能与这些相区别的期望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偏好变化的来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个人之外并降低了其自主性。 不用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道德甚至更有争议（康德理论传统的人们还在质疑道德是否能够完全区别于自主性）。偏好道德与否是根据其内容，而不是根据其形成的路径。公平地讲，不道德偏好的无争议例证是恶意和残酷的欲望，而且还有对于地位利益的欲望，从逻辑上讲，这些利益很少有人能够拥有。期望平均数两倍的收入会导致每个人享有更少的福利，因此，这些偏好无法通过康德的普适性检验。它们还与怨恨密切相关，因为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方式就是当心自己获得较少——事实上，这可能总是比力图优于他人的更有效的方式。
